韩国：不论官位高低，一视同仁
韩国媒体的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是此次事件波及柳明桓并导致其辞职的重要原因。因“女儿特招事件”而下台的柳明桓，不但是外交通商部部长，而且还是随着李明博政府上台而入阁的最长寿的部长，这位“位高权重”的柳部长，给37年外交官经历留下了致命的污点，被韩国媒体称为外交部全体的耻辱。[>>详细]
在新闻自由全球排名中，韩国位居亚洲之首，其报纸享有批评官僚的自由，一向站在领导社会变革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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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期9月7日
“特招门”看中韩官员下台差距
韩国外长柳明桓的“女儿特招事件”目前在韩国国内引起广泛的讨论与争议，虽然其女已被解除职务，柳明桓本人也因此而辞职。正在对这一案件进行调查的韩国行政安全部，计划针对过去十年间包括外交部高官子女在内的所有特别录用人员进行全面调查。调查对象达到了400余人，其中包含7名（4人已辞职）韩外交部高官的子女。[>>详细]
远在韩国的一起政坛风波，却成为很多中国网民关注的谈资。“外长辞职”、“对外交系统十年内录用人员清查”的处理结果，确实让国人颇有感触。作为深谙“后门哲学”的东方国家，网民们很自然的将其与中国的类似事件进行对比：同样都是“走后门”，中韩的不同应对环境下，结果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信息披露方面：韩国媒体更开放大胆
中国：很多内幕难以曝光
与韩国的一盯到底，闹得“举世瞩目”相比，中国的媒体则“保守”很多，如果这事放在中国，在它曝光之前，就会被千方百计地封锁起来，公众无法得知，官员自然就不必担责。[>>详细]
联系到近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有关加强舆论监督的论述，如果要确实做到舆论监督，就必须给予媒体更大的自由度，赋予其自由报道的权利，否则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只有暗箱操作，舆论监督就是一句空话。
官员意识方面：韩国官员态度更诚恳
韩国：外长主动道歉，并引咎辞职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特招门”有外交界一名消息人士于9月2日曝光，外长柳明桓3日便对此向国民道歉，并取消了女儿的录取资格。他说：“我忽视了父与女和同一个单位的相关关系。这种情况难免会让人猜测或质疑。我对此向国民表示歉意”，“我认为女儿和父亲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不很合适，因此决定取消女儿的录取资格。”[>>详细]
不过事情并非就此结束，在韩国巨大的舆论压下，仅仅道歉显然是不够的，9月4日上午，柳明桓便宣布辞去韩国外长职务。值得注意的是，“特招门”尚在外界猜测质疑、完全还在“没有证据表明”的阶段。从事件被曝光到引咎辞职，仅用了两天的时间，不得不说，韩国外长表现出了对事件有所承担的诚意。[>>详细]
中国：死猪不怕开水烫，硬撑到底
与韩国外长先以辞职证清白，让位之后待彻查相比，我们的“打错门”、“警察互殴门”、“香艳日记门”、“豪车门”等诸多的这门那门，从来没有主动辞职事件发生，从来都是不逼到南墙死角。就不可能有任何责罚甚至道歉出来灭火息怒，这拨乱反正的天网恢恢，差距确实有点大。[>>详细]
归根到底，这还是体制病：一是权力的由上级授予与民众无关；二是因事件常常会“牵一发动全身”，有时会被“维稳”的名义和了稀泥；三是，责任官员深知现行问责制的软肋，只要扛过这股风头，仍旧可以稳坐官位。
问责处理方面：韩国制度更严谨完善
韩国：问责严格，深入国民精髓
近邻韩国在问责上的严格令人印象特别深刻。韩国的问责机制的一大特色在于，问责不只是官方内部按部就班地追查，同时还有着强大的舆论压力和民意压力，“特招门”曝光之后，很多国民都表示，因社会还处于这样水平而感到很惭愧甚至无法抬头。
正因如此，在事件发生后，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级组织、任何一个政党敢于包庇涉嫌失职渎职的官员。韩国的问责机制已经深入国民精神骨髓，甚至已经上升到文化层面，专家指出，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韩国有着强烈的“耻辱文化”。[>>详细]
中国：规定不明，问责流于形式
在中国，体现政治回应性伦理的问责制，正身陷尴尬和公信力危机。一方面，大量的官员因为过失而被“高调”问责，或被罢官，或被降职；另一方面，很多被问责的官员又很快“官复原职”或异地晋升。高调问责与低调复出构成对照，公众对官员问责制的真实有效性便产生了质疑。[>>详细]
在具体的执行层面，当前问责制仍有诸多缺陷：第一，问责的标准过于宽泛，导致了“选择性问责”。第二，问责机制与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缺乏有效衔接，很容易导致问责制度在“潜规则”中的变异。第三，官员复出需要具体的跟踪机制。
网友表态
中国的官员学得来“柳明桓”吗？
完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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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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