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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佐良，74岁，沈阳为数不多的遗体捐献志愿者和倡导者之一。
遗体捐献：一位七旬老人的事业
·现状：沈阳可供医学解剖尸源太少
·遗憾：制度滞后使大女儿角膜没有捐成
·期待：不想赤手空拳一个人进行这份“事业”
9月25日上午10点，一个从沈阳市大东区打来的电话“安排”了于佐良第二天的“工作”。于佐良一笔一画地在台式日历上记下了号码。
从这页向前翻，一个个对他来说既陌生又熟悉的号码，占据了台历每一页的空白、记录着于佐良简单而忙碌的生活轨迹。
台历旁边，两份材料异常醒目——于佐良和他大女儿自愿捐献遗体的公证书，女儿的那份已然成为遗物。
“这位老同志想捐遗体，程序上遇到点麻烦，明天我得过去看看……”于佐良放下笔说道，“最近咨询遗体捐献的人挺多。”
“捐了自己才能说服别人”
于佐良，74岁，沈阳为数不多的遗体捐献志愿者和倡导者之一。
于佐良原是沈阳变压器厂工艺处的工程师，1991年退休后，在外地做了几年技术工作，2000年，于佐良办理了捐献遗体的手续。
记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捐献自己遗体的念头？
于佐良：1958年左右吧，那时候好像还没太提倡呢。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于佐良：在那之前，我身体一直不太好，老住院，经常看到结婚时间不长，爱人死了、孩子死了的，太惨了，可有不少都不知道死因。我那时总想，要是医学水平高一些，知道是什么病，这些人可能就不至于死掉了。
记者：从提高医学水平想到了遗体捐献？
于佐良：当时想的是如果能把死因不明的尸体解剖了，以后不就知道是什么病了吗。我就决定，将来把自己捐了，作解剖。打那之后，我就特别留意有关遗体捐献的事儿，也总去书店买医书，更认识到了解剖的重要性。
记者：具体点说呢？
于佐良：有两年我总去医大解剖室，慢慢地知道了，国外、国内的学生多少个人能解剖到一具尸体，像日本每4人一具，轮番解剖，平均每人每年都能解剖到一具，但中国学生往往只是看老师操作、讲解，亲手解剖的非常少。从1992年以来，沈阳报名捐献的有200多人，而真正捐献的只有30多具，光医大每届就有1000多学生，用什么来解剖？
记者：这个时候有了组织其他人捐献的想法？
于佐良：1997年吧，我的想法有了变化。我觉着自己一个人献遗体作用不够大，要是能多点儿人就好了。但是我有没有能力组织这件事，心里还画魂儿（不确定）。
记者：你就先办了自己的手续。
于佐良：是，我献了，再去说服别人就容易一些。2000年，我在医大登记，11月21日作了公证。
记者：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于佐良：在那之前，和家里人商量，老伴倒没什么，说不管。主要就是做儿女的工作，大女儿说：“那是好事啊，爸，我支持你！”儿子说啥不同意。他跟我说，咱们有钱就好好发送（办丧事），没钱就简单点，咱为啥让人刺（刀割）这刺那、“大卸八块”的！我小女儿也不同意，说让别人笑话。
记者：后来怎么说服的？
于佐良：我做了半年多的工作，他们还是不同意。后来我和儿子玩急的了，我跟他吵吵：你做儿女的，让老人高兴才是最重要的，你爸没什么愿望，就这么一点想法，你们怎么就不支持呢……我这一急眼，儿子同意了，后来还去做他妹妹工作了。
（编者注：本文原载于东北新闻网，时间为2004年11月11日，转载仅为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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