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公益组织遭遇遗体捐献之困(组图)_新闻台

　　自古以来，中国人“厚葬”的意识根深蒂固，而“遗体捐献”的理念又与之大相径庭，所以捐献遗体的人尚屈指可数。这，直接制约了我国临床医学的发展，更减少了无数病人康复的可能性。

　　2004年12月26日，中国首家由遗体捐献志愿者自发组织的俱乐部在沈阳正式成立。其成员是几位耄耋老人，他们用开明的观念冲击着传统礼教对人们的桎梏。但这个公益组织却遭遇了一个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困惑。

　　数位老人为捐遗提供公益服务“我国医疗事业并不发达……用于医学实验的遗体还很匮乏，大家能够尽一份力，是对医学事业的最大支持……”

　　3月31日11时，75岁的于佐良迎着干冷的寒风站在沈阳师范大学第三校区小广场中间，手持一部粘满胶条的扩音喇叭，一字一顿地向前来参加遗体捐献志愿者声援活动的学生们高声呼吁着。讲演期间，他的讲演稿多次被呼啸而过的寒风吹乱页码，同行的81岁老人金诚见状后，急忙用颤抖的双手帮助于佐良紧紧地抓住讲话稿。

　　“为了准备这次活动，我们与学校沟通很长时间了，能有这么多学生支持，大家都很高兴。搞这项工作，有年轻人参与很重要。”于佐良等几名老人一大早就从铁西骑自行车过来，像这样的宣传活动几乎每天都在进行。

　　被誉为“沈阳倡导遗体捐献第一人”的于佐良，在常人眼中是个“疯癫”的人。这个看上去有些木讷的老人有着别人无法理解的癖好——入迷般地对捐献遗体产生了兴趣。几个月前，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公益组织，专门为遗体捐献者提供服务。

　　3月29日，在位于铁西区工人村的“辽宁省自愿捐献遗体器官志愿者俱乐部”（以下简称俱乐部）里，记者与于老促膝长谈。说起自己多舛的事业，老人流下了辛酸的泪水。

　　“年轻的时候，我身体一直不太好，总住院。在医院里，我经常看到有病人因医治无效或不知道病因而离去。我那时总想，要是医学水平高一些，知道是什么病，这些人可能就不至于死掉了。后来我听说，如果能把死因不明的尸体解剖了，以后再遇见类似患者就知道是什么病了。那时候我就决定，将来把自己的遗体捐了，用作医学解剖。从此以后，我特别留意有关遗体捐献的事儿，总去书店买医书，更认识到了解剖的重要性。”

　　阴错阳差女儿的角膜未能献出“人死了，如果能让身体延续生命，那是一个人价值的最大体现。遗体捐献者留下的不仅是一具可供医学科研教学所用的遗体，更重要的是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本身就是对医学院学生的最生动的医学伦理教育。”本着这样朴素的真理，于老对遗体捐献事业的痴迷终身不改，甚至影响到了儿女。

　　于老退休前是沈阳一家机械厂的工程师。2000年，已经退休多年的于老来到医院办理遗体捐献手续，但被告知需要家属签字才能办理。于是他开始做子女的思想工作，可是于老的儿子坚决反对父亲的想法。

　　几次沟通未果后，他最后甚至拍着桌子对儿子说：“老爸一生没求过你，今天爸就求你这一件事还不行吗？你让我达成心愿，就是最大的孝心。”最终被老父亲的执着所感动，三个儿女郑重地在父亲的申请遗体捐献表上签了字。

　　谁知第一个有望捐献遗体的，竟然不是于老。2002年10月，于老46岁的大女儿肺癌已经到了晚期，于老竟然在病床前建议女儿捐献遗体。当时，周围朋友纷纷指责他这个父亲太残忍了！

　　“人固有一死，我也无能为力。”回忆起这段伤心的往事，于老老泪纵横，“因为当初我要捐献遗体时，全家只有她赞同，我知道她有这个觉悟。”

　　他铭记着女儿临终前的遗言：“爸，我知道你的心思，我献遗体，还献角膜。”

　　带着女儿悲恸的嘱托，于老来到相关部门办理捐献手续。遗憾的是由于当天是休息日，于老连续走了两家大医院，相关医生都未能在病人死亡八小时内赶到，角膜死亡不能再作移植手术。

　　“爸爸不能让你如愿，都怪我耽误时间了，你的角膜没用上……”于老在女儿面前失声痛哭。

　　送走大女儿后，于老又到医院为自己办理了捐献角膜的手续。如今，于老四处呼吁捐献遗体，女儿的故事是他以理服人的佐证。辛苦甘苦化作淡然一笑2004年的一天，一名叫杨东文的年轻人找到于老，同为自愿捐献遗体事业奔走多年的他，终于与志同道合者走到了一起。在两人的带动下，金诚、王世杰、田辅桁、吴梅臣4位老人先后加入。

　　2004年12月16日，全部由遗体捐献者组成的辽宁省遗体捐献志愿者俱乐部正式成立，吸引了诸多媒体的目光。“现在有这多的人关注是件好事，如果今后能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我们就算吃多少苦都是值得的。”让老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该俱乐部是继德国捐献遗体志愿者俱乐部之后世界第二家此种类型的俱乐部。

　　捐遗的范围果然扩大了。家住于洪区的韩大妈，曾经有过捐献遗体的念头，看到报道后主动与于老联络。韩大妈家距离于老家25公里，于老每次去都骑着自行车来回跑。起初，韩大妈嫌办理公证手续太繁琐。后来，于老打听到大连医科大学这方面的手续比较简便，就赶紧跑去向韩大妈通报，生怕电话里有遗漏。

　　为了这项事业，老人们付出的不仅仅是心血，甚至还受到过人格的侮辱。辽中县茨榆坨镇有位农民患脑血栓，多次和俱乐部联系，想捐献遗体，但孩子就是不同意。今年2月份，老人突然来电话说孩子工作做通了，让于老赶紧过去办手续。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于老和81岁的金诚大爷坐了两个多小时长途车赶到了。两位老人还用自己的退休金给对方买了一大篮水果，可没想到对方的子女出于对两位老人的不信任，却恶语相加：“我们不能办手续。你们是做什么的？动员捐遗体，是不是在其中得好处啊？你们赶紧给我滚！”没办法，二老只好提着沉重的水果，又坐了两个多小时车回了沈阳。

　　受了委屈，老人却颇为淡然：“人的观念和境界不同。”令他们欣慰的是，在志愿者吴梅臣老人的带动下，她全家七口人都加入了捐献遗体的队伍。吴老是俱乐部6名创始人中惟一的女性。当初她加入志愿者俱乐部时，家人都反对。经过无数次做思想工作，子女终于被母亲的无私所打动。现在，不但儿子、女儿以及两位儿媳妇先后加入捐献志愿者行列，连远在美国的大女儿也表示回国后要填写遗体捐献申请书。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说，人体标本是最完美的教具，对于培养医学接班人，促进我国医学教育和科研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于老说，人体解剖学是医学院校必不可少的一门基础课，医学的发展离不开人体研究。由于缺乏人体标本，我国许多医学院校不得不减少解剖实践的课时，有的院校只能让学生看教授解剖尸体，或者只能放录像片进行教学。而在国外的医学院，医学本科的学生都是1至2人实习解剖一具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