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即将服役的中国海军航母。

　　【编者按】

　　近日在两会上，有关中国海洋问题、海外利益的一些提案和讨论吸引了境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日本“搜索中国”网站6日重点关注了全国政协委员、海军少将尹卓“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新型作战力量就要延伸到哪里”的主张。尹卓认为，中国军队“走出去”不会改变中国国防的防御战略，目前中国军力远滞后于海上、海外利益的扩展。而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提出建立“国家海岸警备队”的议案也引发了外媒的广泛关注。

　　日前，《国际先驱导报》采访了罗援少将与尹卓少将，阐述中国国防力量发展与海外利益安全需求之间的关系。

　　“现在有些国家把中国的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甚至误解为用土地和岛礁来换取和平，以为我们提出‘和平发展’就是挂‘免战牌’。如果他国产生这样的误解，将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甚至有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罗援少将，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

　　“我们在海外的资产和投资安全、工作人员和当地华侨华人的人身安全都属于我们应保护的安全利益。”

　　——尹卓少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黄莹莹发自北京

　　中国海军的远洋能力仍不足

　　Q：中国目前的海外利益和海上利益具体有哪些？

　　尹卓：海外利益主要指的是海外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我们在海外的资产和投资安全、工作人员和当地华侨华人的人身安全都属于我们应保护的安全利益。海外的经济利益首先是外贸，我们每年3.3万亿美元的外贸，有90%都是从海上达成的；第二是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现在每年进口石油约2.5亿吨，到2020年要达到3亿吨左右；第三是海外投资，我们目前的海外投资是5000亿美元，到2020年，保守估计可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第四是我们企业在海外承包的工程，目前我们在海外工作的中方工作人员有100多万人，最多时达到了170万人；第五是几千万海外华人华侨的财产和利益，他们手中掌握的不动产大概在3万亿美元左右，还不包括流动资金，这是一笔相当大的资产。我们在海外拥有的巨大经济利益，对我们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Q：中国国防力量能否满足海外利益的安全需求？

　　尹卓：我们的海外利益扩展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估计。以前我们的国防建设忽视了对远洋、远海的经济利益分布的预测，所以现在面临着很多的威胁，也有了一些教训。在安全利益方面，我们目前受到的威胁包括海盗、恐怖主义和地区动乱。比如在中东地区的动乱，对我们在海外的资产和投资、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利比亚动乱的时候，很多华人华侨都是从陆路逃到埃及和突尼斯，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如果我们在利比亚附近有大型两栖舰，在撤侨的时候就可以更快更直接，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军事能力。

　　利比亚撤侨时，我们还能派出飞机和舰艇，因为我们在亚丁湾有一个护航编队，曾经有一次某太平洋岛国发生政变，我们是让一艘货轮中途改了航向，到那里去接中国人回来的，因为我们的军队没有能力到达那里。

　　我们的海军近海打仗的能力在增强，但在远洋的能力还不足。我们的海军应具有能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要求的能力，这项任务跟我们打赢一场现代化局部战争的能力是并列的。

　　维护海外利益应多依靠外交手段

　　Q：在解决跟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时，军事手段与外交手段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罗援：现在有些国家把中国的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甚至误解为用土地和岛礁来换取和平，以为我们提出“和平发展”就是挂“免战牌”，什么问题都只以和平手段来解决。如果产生了这样的误解，将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甚至有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我们的军事斗争和外交斡旋要相互配合，《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伐兵攻城是我们迫不得已的手段，也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手段，没有这个手段，伐谋和伐交也将失去后盾，变得苍白无力。

　　尹卓：我们绝大部分的海外利益都应该依靠外交、经济和法律手段来维护，但是一些非国家形态的海外利益威胁，比如地区暴乱、恐怖主义、海盗和大型自然灾害等，只能靠军事力量去维护。我们行动的目的和性质不会改变，就是保证安全，只是手段可能会有所不同。以前用驱逐舰或护卫舰去护航，以后可能就用航母或大型两栖舰去护航。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要取决于任务的性质、并根据任务规模决定采取何种样式。以后我们的航母和大型两栖舰走出去，也不是进攻性的行为，而是防御性的行为。

　　Q：在两会期间，您提出了建立海岸警备队，以及设立南海特区等提案。您的这些建议是基于一种什么判断？

　　罗援：基于当前南海和东海日趋严峻复杂的形势，出于一个军队政协委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提出了组建国家海岸警备队，并在南海地区建立南海特别行政区等提案。这些提案经过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使我们更好地掌握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的主动权，进一步整合海上力量。

　　中国的海洋权益目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现在我们的岛礁被侵占，资源被掠夺，国家尊严也受到侵犯，越南和菲律宾每年都要从我们南海地区掠夺大量的油气资源，有的小国本来是穷国，但是因为掠夺我们的资源，现在已经跻身于世界富国之列。这些油气资源都是不可再生的，被掠夺一些就少一些，我们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可以发展的遗产。

　　Q：如果政府采纳这些建议，中国的周边外交形势是否会变得更严峻？

　　罗援：我的提议如果被采纳，将是我们和国际接轨的体现，并不会使得周边外交形势变得更加严峻。美国有海岸警卫队，日本有海上保安厅，韩国有海洋警察署，俄罗斯有边防警卫队。我们为什么不能有海岸警备队？海岸警备队是一支准军事部队，可以起到危机控制和危机处理的作用，给我们的军事斗争和外交斡旋留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和有为空间。

　　一旦出现危机，海岸警备队可以在相关海域进行执法；一旦局势失控升级，我们的海军将作为它的坚强后盾。海岸警备队与海军的分工不同，海军更多地用于反侵略，海岸警备队则是维持我们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以内的海事、渔业的有序运转。

　　“走出去”，首先是指我们的思想观念

　　Q：西方总是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论”，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军事外交如何能有所作为？

　　罗援：西方国家总要求中国军事透明，我们确实也根据我们的国情做到了军事透明。我们在2007年加入了《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现在每两年要颁布一份国防白皮书，向国际社会公布军费开支；我们也邀请各国驻华武官参观我们的作战部队及军事演习，请美国的国防部长到我们的战略导弹部队参观，给他们展示了我们的主要装备。

　　即使如此，“中国军事威胁论”仍然不绝于耳，是因为他们在拿“三镜”来看我们：第一是“聚光镜”，只看中国，而完全不看其他国家，美国去年的军费达到了7250亿美元，我们只有900多亿美元，但是外界的注意力不去盯美国，而是盯中国；第二是“放大镜”，我们这几年军费增长最高的是2009年，为18.5%，但是有的媒体说我们军费平均每年增长18%以上，显然是言过其实，有些国家甚至把我国的军费夸大了四到五倍；第三是“有色眼镜”，我们已经很透明了，但是有些国家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你，怎么都觉得你不透明，怎么都不相信。

　　尹卓：目前国际社会承认了我们具有合法的远海利益，也承认我们在远海的行动是防御性行动。弱化“中国军事威胁论”，主要还是要靠自己的行动来证明。首先是护航，大家看得很清楚，我们走的是防御型路线；其次，我们以后会更多地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为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作出贡献。这些行动多了，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不会发动战争，更不会用武力推翻一个合法政权，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强加给别的国家。

　　Q：中国军队“走出去”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呈现比较合适？

　　罗援：中国军队走出去，首先是指我们的思想观念要“走出去”。思想观念要跟上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潮流，了解和适应现代化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眼睛要看出去，思想要跟上去。其次，我们的军力要给予快速拓展的国家利益以必要的保护，比如参与海上救援、国际救援、打击海盗、反恐和国际维和等行动。

　　国际社会总是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那么我们的军队在这方面也要做出相应的贡献。我们做出这种贡献，必须要进行相关的训练。有些国家对我们海军走出所谓的“第一岛链”就说三道四，实际上跟他们对我们的要求是相违背的。

　　尹卓：具体的做法：一是刚才提到的护航，二是参加联合国维和任务，三是对国外大型自然灾害的人道主义，四是外交访问和联合演习。我们跟美国、法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海军都进行过联合演习。随着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派出编队的频繁度会更高，联合演习的层次也会更高。另外，海军军官训练舰的环球航行争取做到定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