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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3月10日电（记者 邹伟、南辰、顾瑞珍、傅勇涛）“更加注重勤俭节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大力精简会议和文件，深化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这一目标能否变为现实？如何对公款旅游这一“顽疾”标本兼治？连日来，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就此展开热议，纷纷开出“药方”。
公开透明是制约的关键
近年来，中央早已三令五申严禁公款旅游，但各地依然有官员打着开会、考察之名四处公款旅游。为何众多的会议被安排在景区或靠近景区的地方？频繁出国考察是不是真能促进工作？
“不能一概而论，搞一刀切也不现实。”全国人大代表俞学文指出，有的会议是开阔视野、沟通信息，对工作有促进作用；但更多的是在打“擦边球”，借此为名行旅游之实，甚至还存在借报销会务费用虚开发票、中饱私囊的现象，确实要刹一刹这类不良风气。
当前，对于公务接待，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指定政府定点宾馆、实行公务卡消费制度等。
“确实起到一些效果，但这远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公务接待过多过滥、花费过多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说。
“公务消费过滥并非不治之症，只要做到信息公开，打破‘自我监督’的局限，从预算、报销手续、公示等环节入手，加强监管，敢于处罚，便可使问题迎刃而解。”全国政协委员史贻云进一步指出，抑制公款消费就是要让社会监督政府，建立起公共财政公开制度和现代财政预算制度。
在这方面，国外已有成功经验，例如：芬兰将参与公款接待的人员，上至总理下至普通科员，以及菜单、账单都在网上公开。
“国内一些地方也开始推行这种做法，实践证明效果非常好。”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说。
冯培恩委员建议强化体制外的监督，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包括所有事业单位，都实行公款接待网上公示制度。同时，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加强媒体监督，“镜头的监督更有威慑力”。
降低行政成本同样可算政绩
一位海南酒店业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各类高档宾馆热衷于接待会议团体的盈利并非是客房价格。餐费、果品、酒水、会议场地费以及给参会人员提供的SPA、保健等延伸服务项目是酒店盈利的主要来源，这些服务的价格不但不会有折扣，反而会因公款消费更高一些。
“开会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我们都在讲要建设服务型、节约型政府，就是要从务实、切实的角度出发，用最节省的成本实现最好的工作效果。”俞学文代表说，要控制会务标准，将审批、监督等工作落到实处，把住多部门、多层级的审批关口，凡是超规格的一律自掏腰包。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吴家权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如何去落实配套监督措施，确保不乱花、不浪费纳税人的钱。
冯培恩委员则提出了另一种思路：GDP的增长和财政的增收是政绩，降低行政成本同样是政绩。不能只看GDP的增速多少，还要看行政成本占财政的比例。
“行政成本过高的政府，不是高效的政府；花钱过多的干部，不是真正能干的干部。”冯培恩委员建议尽快以行政成本核算考核各级政府，把包括开会、考察在内的行政行为成本与结果以及公众满意度、政府职能的实现程度纳入考核体系，“倒逼”树立节约意识，转化为自觉的工作作风和习惯。
是否“入刑”还有待商榷
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呼吁，公款旅游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贪污，而贪污在刑法中已经明确入罪。是不是可以考虑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纳入刑法范畴，用法律来规范公务行为。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冯培恩委员说，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不仅没有入罪，甚至还得到了放纵。当前，对违规的公款考察、旅游都是作违纪处理，严重的开除党籍、撤销党内职务，恐怕震慑不足。因此，有必要以“入刑”的方式，让杜绝腐败深入人心，惩治起来有法可依。
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全国政协委员王俊峰说，中国是传统的人情社会，若是矫枉过正，可能会带来负面效果。对于惩处“三公”消费，完全可以通过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来解决，先是靠党纪政令来约束，不必什么都推到国法的层面。
“入刑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定罪的性质、标准都要仔细研究，不是说入刑就入刑的。”全国政协委员陈世强说，目前“入刑”的时机还不成熟，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加强廉政建设，强化监督管理，用有效的制度来遏制公款旅游、吃喝等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已经出现了“领导出国、老板买单”的现象。俞学文代表提出，要加强对腐败行为的前瞻性研究，在制度设计上避免出现“上有对策、下有对策”；要通过严控严查和有效监督，打造廉洁高效、百姓信赖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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