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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资金，有孵化器，还有交流空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要素支持系统，‘社会’就在这里长出来了。”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绍飞
一群青年的公益梦
两个多月前，22岁的沈一伦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要决定，与大多数同学不同，他没有选择考研、考公务员、进企业，而是去了一家公益组织。
如今，尚在实习期间的他每天忙得昏天黑地，但用三个字形容自己心情，是“很开心”，“我就是喜欢这份工作。”他说。
沈一伦只是上海浦东公益圈中的小字辈，他的周围有社工专业的硕士、博士和海归，还有转行的企业高管、股市高手，他们投身于这个行业，做着很多人不能理解的工作。
袁晶是还在坚持的资深人士，他是浦东心教育青少年教育发展中心的发起人，已有8年的公益生涯，他曾任职于上海某证券公司，投身公益以来，一直在吃当年炒股获利的老本。
决定从事公益之初，袁晶和朋友组织了一个户外运动兼有公益性质的组织。第一件公益活动是向社会募捐2000本书赠送给江西某贫困县一所小学，“当时很高兴，觉得自己做了好事。”
但半年之后，当袁晶回访时，该校的老师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他，他们捐的书大部分对小学生而言都没用，他到图书室一看，发现连炒股票、计划生育这样的书都有。
袁晶开始认识到，公益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凭着热情就能做好的，它需要理性，需要有专业的组织和周密的计划。
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主任助理吴芳在转行进入公益行业之前，头脑里对公益、社工也没有清晰的概念，“就是觉得可以帮助别人尤其是外来人群。”
正式工作后，她发现，社工是一个对专业能力要求很高的行业。这里有办公室中一切琐碎而杂乱的工作，各种各样的表格、策划书、项目方案等，还要到社区去组织具体的活动，“既要能组织协调、对外沟通，又要能下到基层，可以说是下得厨房上得厅堂。”
吴芳说：“我们生存依靠的是项目、服务，必须要不断地进行创新化的服务，才能满足需求。”
在这样的压力下，很多人离开了，也有不少像袁晶、吴芳这样的人选择了坚守，并不断地改进、完善自身的工作，用袁晶的话说，“要从自娱自乐向有效服务转变。”
一批草根组织的成长
庄爱玲，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董事长，这位资深公益人说，中国已经进入了快速转型期，社会需求多元，社会问题的解决已经无法依靠单一的行政干预手段和传统的资源动员模式。这便是公益组织的存在空间。
浦东新区区委研究室副处长张斌则将民间公益组织的服务形容为山里的沙子。他说，在政府公共服务这座山中，他们“找到了缝隙和空间”，承接了一些政府服务难以覆盖或服务效果不佳的领域。
这些领域包括居家养老、残疾人、社区矫正、农民工子弟教育、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服务等等。乐群、福苑养老事业发展中心、手牵手、屋里厢等草根公益组织应运而生，这些“沙子”弥补缝隙，黏合各方。
1996年、2005年，浦东国际机场一期、二期工程先后在施湾地区实施，因政策前后差异带来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所引发的种种矛盾和纠纷，令施湾地区上访人数逐年增多。
浦东川沙新镇政府以“维稳妈妈”（上访者中大部分为女性）作为项目命名，向专业民间公益组织——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购买了家庭社工服务项目，将基层妇女干部和专业社工两支社会力量纳入其中。
社工通过家访等形式建立联系网络，有针对性地开展个案辅导，整合已有救济资源帮助上访者解决具体困难，提高其生活质量和满意度。同时，组织了“老年生活趣多多”、“爱心手工坊”等小组活动帮助其逐步融入搬迁后的社区。
自2009年3月该项目启动以来，在最初锁定结对的68名信访重点对象中，21人已停止上访，9人已降低了上访频次。
在提升服务质量的同时，草根公益组织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在增强，浦东新区民政局社会团体管理处处长赵颖向本刊记者介绍，原来是服务购买方提要求，公益组织执行，现在是公益组织提前策划好项目自荐。
而且，这些草根组织的服务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和延伸，如“多背一公斤”最初只是倡导旅游者在出行前准备少量书籍和文具,带给沿途的贫困学校和孩子,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公益旅行、支教、募捐、网络活动等众多内容丰富的公益项目。
草根公益组织不断成长的同时，一个问题也逐渐浮现，那就是他们更多的还是单兵作战，彼此缺乏沟通与合作。
2008年汶川地震，将这些草根组织聚集到一起，他们相互合作，援助灾区，这次集体行动让他们开始了解彼此，并认识到合作的重要；也让浦东官方进一步认识到这些公益组织的力量。
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草根组织的能量，为社会服务，成为一个现实的课题。
一个大胆的试验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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