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视点：慈善变局（20111022）_新闻台

中国网络电视台（新闻周刊）：本周一，10月17号，是第十九个国际消除贫困日，贫困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当大家都穷、都贫困时，好像贫困还没那么刺眼，没办法，一样的贫困让众人的神经都开始麻木，可是，当一批又一批的人们开始飞快地富起来之后，剩下的贫困人群，即便比以往的贫困人群生活境遇已经改变了很多，可在越来越多富起来的人们的对照下，贫困就变得非常刺眼，甚至让人难以忍受。怎么办？伸手帮助吧，如何伸手？慈善这个词伴随着中国富起来的进程走进了生活，走进了社会，走进了越来越多人们的视线当中。今天的中国，慈善走到哪儿了？又该往哪走呢？《新闻周刊》本周视点在国际消除贫困日的背景下关注我们的慈善。

　　短片一：

现场：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

解说：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当天，由国务院扶贫办和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举办的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阐述了中国政府在扶贫工作中的努力方向。

回良玉：不断地加大改善民生、扶贫开发的投入和工作力度，不断激发贫困地区发展的内在活力……

解说：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令大约2亿人脱离了贫困，但贫困人口的数量仍然数以千万计，尤其是在十二五开局的2011年，中国政府打算提高贫困标准，由此前的年人均纯收入1196元提高到1500元，尽管这个标准仍然低于印度，却可能导致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骤然上升至1亿。减贫之路，当真是任重道远。

现场：“关注贫困全球摄影大赛”颁奖仪式

主持人：获得本次大赛最重要一个奖项“消除贫困贡献者”的，是来自中国的著名摄影家解海龙先生。

解说：同样在消除贫困日这天，以拍摄希望工程闻名的摄影家解海龙，获得了一项国际摄影大赛的最高荣誉——从1991年拍下著名的“大眼睛”照片起，解海龙的镜头始终在关注着各式各样的贫困人群。

解海龙：有一次我到北京首都机场，我就看见那个大标语，特别大的标语，我往常看标语有时候是深入进去，看到那个标语我想了好多好多，那个标语写什么，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是取决于对弱势群体的重视程度，是这么一个话，你对弱势关注的程度高，你这个文明程度，你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高。

解说：解海龙照片中的主人公，“大眼睛”苏明娟现在已经大学毕业，进入安徽当地一家银行工作，“大鼻涕”胡善辉参了军，他们的命运都被希望工程改变；另一个唇腭裂的孤儿“落落”，甚至受到来访的美国总统老布什接见，后来在“微笑列车”公益行动中接受手术，展露健康笑容。还有大山深处的麻风村，由爱心人士资助，修起了一座村民梦寐以求的桥。解海龙的关注贫困之路，一直与公益慈善相伴。

解海龙：很多人都是给我，现在我的书包里就有捐款。就说你觉得谁帮助谁合适，你把钱给谁，我就相信你。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名人，到他们家串门，他就说给你一万块钱,你看给谁给谁，我说哎呀，捐希望工程，他说不，你就看着给下边什么，我相信这个。我说哎呀，这闹得我挺为难。

解说：慈善机构，在消除贫困的路上，向来是政府之外的另一只重要力量，然而近年来，中国的公益慈善机构却屡受质疑。10月17日获奖后，解海龙想要把八千美元的奖金捐给他最熟悉的希望工程，这样的想法也一度遭到了朋友的劝阻。

解海龙：我跟家里人商量，而且我也跟我身边好朋友在说，我说我准备再一次捐，而且就捐希望工程。他们说为什么？他们说你不知道现在一些，大家关注的一些什么情况啊。慈善啊，等等的，我说不，我信念很坚定，我说奖杯就是鼓励我自己的，奖金就要捐希望工程。我和希望工程一路同行。

解说：1989年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希望工程”，针对当时中国每年有上百万儿童因为家庭贫困失学的事实，向社会募集资金，圆孩子们读书梦。它一度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公益项目。但在大约十年前，希望工程遭遇了一轮关于挪用善款的强烈质疑，并且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解海龙：其实在我二十多年的采访过程当中，经常会有这种话题，时不时就会出现说哎呀，我们不是不捐，我们最怕的是，我们要捐了以后会不会被人贪了。

解说：希望工程是中国最早成名的慈善项目，它和它的主办方青基会遭到的质疑，此后又在许多慈善项目中重演。种种疑虑消解着人们的热情,阻塞了善心与求助者之间的通路。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其实中国社会应该说，特别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不缺爱心，几千年有这种基因，很穷也很大方，那么现在不过是来了一个历史转型，大家要转向现代慈善的时候遇到了一些体制性的障碍。它也需要找到一种现代的合适的表达方式，应该说正在探索。

白岩松：如今的“大眼睛”已经是银行的白领，而解海龙还是那个不停下脚步的记者。镜头当中依然有贫困，有贫困中的人，有各种动人情感的眼睛看着你。说到解海龙，离不开希望工程，这个由徐永光创办的慈善工程几乎扮演了在中国慈善普及的角色，同时也让众多孩子终于没有离开课堂，而年岁稍长一些的人，也或多或少地为希望工程做出过一些贡献，后来由于自身和大环境的变化，希望工程慢慢转型，慢慢退出人们的视线，与此同时，中国众多官办公益机构也都或多或少的面临这样或者那样的挑战，他们将沉默还是在艰难地重生呢？

　　短片二公募慈善：倒逼的改革？

解说：10月17日，在国际消除贫困日当天，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北京举办了2011捐赠人大会。一场专门为捐赠人而举办的会议，对于中国扶贫基金会来说还是首次尝试，在国内似乎也未有先例。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文奎：大会是以捐赠人为中心，是为捐赠人办的，向捐赠人汇报我们一年来的工作，我们的项目筹了多少钱，用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包括项目的操作流程，分门别类做了15个展区来向捐赠人展示。

解说：中国扶贫基金会计划从今年起，每年召开年度捐赠人大会,而这种还略显新鲜的做法，借鉴于股神巴菲特的股东大会。每年都有上万名投资者从世界各地赶去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而巴菲特需要回答股东的疑问甚至是质询。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文奎：股东大会是向股东汇报，那么他投了资，他有权利了解他的投资是怎么使用的。那我们虽然不叫投资，我们叫捐赠，那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受托服务机构，接受了善款来管理使用，捐赠人现在有权利来了解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以后，也学巴菲特，尽量多地把我们的捐赠人请到现场来。

解说：把捐赠人当做股东来对待，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做法受到好评的同时，也被很多评论解读为公募慈善机构在信任危机之下做出的变革之举。在捐赠人大会上，中国扶贫基金会公布了今年的筹资进展，3亿元筹资目标截至目前仅完成一半，在剩下两个月筹到1.5亿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文奎：2010年我们筹资的是超过5个亿，那无论跟去年相比，还是跟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比，今年的是明显下降了。/有很多企业，包括一些名人，/本来定好的一些事要做，现在大家说等等看看吧，现在这个环境不太好，也有担心，也有犹豫，对我们的员工这个士气也是有影响的。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郭美美事件以后，公募基金会面临着最近几十年前所未有的危机，因为大家一个非常质朴的反应就是你不透明我不捐。公募性的慈善机构，如果不再做大的体制和结构性的变革，现在募款来看，这个势头都有下降的趋势，并且有的下降得很厉害。

解说：在郭美美事件之后，就有媒体对一些慈善机构的筹款情况进行过报道，以北京市红十字会为例，今年7月接受社会捐款28笔，总计154000余元，而此前三年的月均捐赠额均远在百万之上，而捐赠额大幅锐减的情况在各地红十字会均有出现。在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之下，是公募基金随之而来的筹款困境。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几十年来我们都是这样做惯了，很习惯大家都嘟嘟囔囔就捐着，反正是政府号召。现在知道我是捐赠者，我可以选择，我可以选择不捐，我可以选择捐给谁，我可以选择用什么方式捐，这个是不得了的。

解说：就在上周，中华慈善总会首度公布了自己的人员工资，包括会长在内，总会48名工作人员去年工资总额为196万余元，人均年薪4.08万元，公开、透明似乎是他们急于表达的姿态。从本周成都的慈善日到东莞的月月捐活动，公众的捐款热情是否能重新燃起？而公募慈善基金试图以不同方式重建信任，又是否会带来一场真正的变革？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要不要给捐赠者以最好的信息反馈服务，就是让捐赠者感到他的捐款用到哪里去了，用到物有所值，那这其实是现代慈善的一个起点，一个基础。

白岩松：最近一段时间，媒体很乐意报道由于什么什么原因，什么什么慈善机构，公众的捐款数额急剧下降，甚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大家都似乎带着责任感地在批评、在指责，然而，众声喧哗的另一边，是等待改变处境的贫困人群或弱势群体因此陷入更大的绝望之中，不过这一点，乐于批评这个批评那个的人们却很少愿意谈论。怎么办？有不满意的公益机构，就可以面对需要帮助的人群视而不见吗，还好，有些人在行动。

　　短片三：慈善变革之路

解说：那个会唱《松花江上》的老兵走了“，18日，“老兵回家”活动发起人孙春龙在博客上更新了这个消息。中国远征军老兵杨剑达于缅甸密支那去世，终年90岁,这距离他回家仅仅1个月。和很多实现了心愿的老兵一样，他走得突然而又平静。“老兵回家”行动，让记者出身的孙春龙成为网上最知名的民间公益人士之一，已经有30多名老兵回国与亲人相见，收到的善款超过百万元。

“老兵回家”活动发起人孙春龙：其实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事情做得影响力越来越大，其实原来和我们本身的这样的一些职业是有关系的，包括我们在做记者的时候，都积攒下来一些很多的人脉，\\如果抛开这些多东西，可能做起来就非常难。

解说：孙春龙的“老兵回家”行动，被视为“微公益”的代表，和他类似的，还有同样由媒体人发起的“爱心午餐”“大爱清尘”等活动，这些没有任何慈善背景的人们，利用媒体人脉发起活动，再由名人关注、转发，最后吸引了数万人参与。在大型公益组织深陷信用危机时，微公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奔跑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在西方社会大约十几年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说一些正规的大型的组织他们做的或者不透明，或者有些事情做得不对，出了丑闻，然后就引起了社会公众对他们的信任度下降，那么下降以后，这个社会公众就干脆自己是想要做公益，做慈善，自己跳出来自己做。

解说：利用微博平台，微公益几乎把透明、公开做到了极致，账目、发票、甚至快递单据都会一一展示。一些已经形成规模的微公益活动，其影响范围和收到的善款已经大大出乎组织者的预料。在急速发展中，微公益自身的限制也慢慢显现出来。

“老兵回家”活动发起人孙春龙：有一个志愿者他挪用了一些给老兵的善款，后来我们及时发现这个矛头，把这个事情杜绝。\\就是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寄托在对于这个志愿者个人的道德之上，就不是靠制度的建设，严格的制度建设去构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这种草根的公益存在一个问题。

解说：现在，孙春龙已经开始着手成立基金会，希望以更制度化的形式，继续对老兵的救助、寻找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微公益将来会朝三条路发展，一条路还是维持现状，一事一议，有事大家凑起来，没事这个微公益可以散摊子，它是很自然的；第二个跟一些大的基金会，大的慈善组织建立联系，在他那里设一个专项项目；第三种就是微公益自己建成一个正式组织或者是一个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是一个基金会。

解说：微公益这边热火朝天，有些项目甚至获得了以往被大型慈善机构“垄断”的企业捐款；另一边，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在12日公布了“11·15”火灾善款发放的最新进展；就在前一天，中华慈善总会也首次公布人员工资表，并称准备建设大型慈善捐助信息公开平台。中国的慈善格局，似乎在慢慢发生着变化。

王振耀：我觉得整个中国慈善事业在最近三个月来,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历史性这样一个变化。第一个大家都知道微公益开始了，第二个，我觉得最近几个月来，非公募基金会开始在成长，很多企业家，很多富豪现在都开始有意识地注册自己的基金会公募的基金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中国扶贫基金会走了第一步，他们已经向中编办递交了一个他们理事会通过的决议，我们想要走完全社团的道路，我们想要去行政化，他就把政府的背景，政府对他行政的控制，把他给切断了。

王振耀：用社会促进社会，就是说这里没有等着政府文件，没有等着哪一个权威人物来这里做解读，大家都来理解，而是大家通过平等讨论对话，有的人的意见大家能接受，有的意见大家不接受，这个民族最近三个月来的在公益慈善领域的思索，我坦率地说，他肯定超出过去几十年。

白岩松：最近一段时间，担心中国人道德素养下降的声音很多，也很乱，然而，对此我从不悲观，就像道路上加塞的人依然很多，让你气愤甚至伤感的时候，你也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规规矩矩排队的汽车形成的队列越来越长，这就是一个进步。人群中从来不缺乏爱，关键是如何完善我们的法律环境，完善我们的慈善机构的建设，去激活人们心中的爱，这才是当下中国慈善事业最大的使命。不管中国如何富裕，相对贫困总会有，我们的援手永远不会多余。

编辑：田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