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美美事件辟谣图

　　因郭美美事件，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工作人员都很委屈，多份声明并未澄清公众对红十字会的猜疑，反而将中国红十字会推向了风口浪尖。红会系统在此次事件有何反思之处，面对公益和商业的结合，作何选择？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昨天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郭美美让我们反思红会管理体制

　　记者：在郭美美事件中，总会就一些谣言进行了多次澄清，但网民似乎不依不饶，您如何看待？

　　王汝鹏：郭美美事件对我们来说，是坏事，也是好事。坏事是由于她的炫富、她虚构红十字会不存在的机构名称和职务，引发了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质疑，给中国红十字会的形象和声誉带来了很大伤害；好事是这次事件使我们认真反思行业红十字会乃至整个红十字会系统在管理体制、履行法定职责、社会募捐、项目运作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警醒我们要切实进行调查研究和整改完善，真正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健康发展。

　　记者：您如何看待2008年之后，红会系统不断出现的负面新闻？

　　王汝鹏：2008年的一些负面新闻当时都已经得到澄清，比如所谓“天价帐篷”的事，就类似于说郭美美是郭会长的女儿，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委屈的是，这些已经反复澄清过的事情反复被拿出来炒作，甚至把它当作真实案例在一些文章中进行引用，这种混淆视听的做法是我们非常反感的。

　　对分会主要是自上而下内部监督

　　记者：中国红十字会系统庞大，与行业系统红十字会以及地方红十字会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是如何对他们进行监管的？

　　王汝鹏：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中国铁路系统红十字会是中国红十字会下属的两个行业分会，它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红十字会是平行关系，与之平行的还有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分会，但这两个分会享有高度自治。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分会的关系是业务指导关系，依据《红十字会法》，就红会承担的“三救三献”（救灾、救助、救护，义务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人体器官捐献）以及国际人道法传播、红十字青少年等方面的工作进行部署和指导，不负责他们的人事管理，不承担他们人员工资和工作经费的划拨，类似于工、青、妇等人民团体的组织管理模式。总会对分会的监管主要是业务方面的监管，比如布置的工作是否按要求落实，拨付的救灾款物是否及时安全分发到位等等，主要监管方式有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督检查，也有外部审计和第三方评估。

　　探索公益项目市场化没有错

　　记者：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开展红十字万站进社区项目，有证据显示，该项目由王鼎公司策划，并称是公益市场化的新探索模式，总会如何看待？

　　王汝鹏：博爱小站进社区，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项目本身并没有问题，企业出资购置房车作为博爱小站，为社区居民提供卫生救护等各种服务，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公益项目。商业系统红会在运作这个项目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公司的问题，我们已要求中国商业联合会进行调查，并向公众作出交代。

　　公益项目如何以市场化的方式去进行运作，这是中国公益慈善组织正在积极探索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那种坐等捐款上门、没有服务意识、没有营销意识、没有社会创新的公益慈善组织是不可能成为有影响力、有公信力、有救助实力的公益慈善组织的。

　　记者：对于这种以市场行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模式，应当遵循哪些原则，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汝鹏：这里的关键是，要把运作模式设计好，公益行为与公司行为要泾渭分明，不能缠绕不清。市场化运作的公益项目要实现三方共赢：首先是要让需要帮助的群体得到免费服务或无偿资助；其次是让公益慈善组织获得公益资源，不花钱办好事；最后是要让承办企业有一定的回报，保证可持续性。但这种回报应是通过所提供的社会服务间接获得，而不是从慈善组织或受助方中获取。公益慈善组织在这当中要做的就是加强监管，通过严格规范的制度建设和运作流程，堵塞漏洞和寻租空间，防止好菜变味，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红会已加入国际红十字组织

　　记者：中国红十字会的地位十分特殊，有人说中国红会没有加入国际红十字组织？

　　王汝鹏：中国红十字会的地位的确比较特殊。一是它的政治优势，世界各国，元首、国王、总统一般都是红十字会的名誉会长，我们国家也是；二是它有法律保障。目前中国社会团体中有国家立法的只有两家，工会有《工会法》，红十字会有《红十字会法》；三是它的国际性。中国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重要成员，也是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领导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第一个在国际上获得承认并恢复合法席位的组织。某卫视知名评论员说中国红十字会至今未加入国际红十字组织，那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言论；四是它历史悠久。中国红十字会1904年成立，至今有100多年的历史。中央领导同志把中国红十字会定位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得力助手，和谐社会建设的有生力量，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力军，我国民间外交的重要渠道。

　　外国政府对红十字会拨款比例更高

　　记者：在百姓看来，中国红十字会是社会组织，受民政部管理，但实际上中国红十字会参照公务员管理办法，接受政府监督，您如何看待这种双重身份，未来的发展走向是什么？

　　王汝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由卫生部代管，1994年改由国务院直接领导来联系，是经国务院批准免于在民政部登记的21个全国性社团之一。红十字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益慈善组织，准确讲，它是人道救助组织。它既要承担一般慈善组织的职能，如扶贫济困、助医助学、救灾救助等，它还要承担政府委托或特殊交办的工作，如动员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人体器官捐献、国际人道援助、民间外交等，这些特定的工作职责正是它与一般公益慈善组织的重要区别。

　　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的红十字会都与政府关系密切，政府向红十字会拨款提供经费支持。相比较国外的红十字会，政府拨款或向红十字会购买服务的比例比我们要大得多。我们参照公务员管理，主要是由政府帮助解决人员工资和机构运行经费问题，这并不改变中国红十字会的社团性质和民间性质，我们开展国际国内的人道援助主要还是依赖向社会募捐。

　　我们距离公众期望有差距

　　记者：你认为目前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还存在哪些问题？

　　王汝鹏：总体来讲，特别是2008年以来，中国的慈善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但对慈善组织的自身要求也越来越高，现在大家普遍反映，慈善组织不够公开透明。其实大家正在努力去做，但离公众的期望值还有距离。我个人认为，中国慈善公益组织的外部监管实际上比国外还要严格得多，比如，对基金会，民政部制定有信息披露制度、年度检查制度，国务院有《基金会管理条例》；对红十字会，国家有《红十字会法》，审计署纳入年度审计；还有《公益事业捐赠法》等等，外部的约束、监督机制很多。中国红十字会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提高规范化管理水平和执行力，增强透明度，提升公信力，这是国内所有慈善组织都要努力去做的事情，中国红十字会应首先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记者：红十字会按照《红十字会法》的条款，接受政府监督，而网友认为中国红十字会是社会组织，接受捐款以后就应该公布捐赠数据，您如何看待这种标准差异？

　　王汝鹏：其实我们一直在朝公众期望的方向努力，我们已经做了一些，但做得还不够，离大家的期望还有距离。这也是中国红十字会为什么今年要花大力气研发推出公开透明的捐款管理信息网络平台的原因，这个网络查询平台我们争取在7月底上线。

　　正在研究“一会两制”体制改革

　　记者：和国外红十字会比较，你认为中国红会在体制上如何突破？

　　王汝鹏：中国红十字会承担的国际国内的人道工作任务非常繁重，但由于受到人员编制的限制，我们深感忙碌和疲惫。王伟常务副会长提出探索“一会两制”的思想，即在用人制度上采取传统编制内用人体制和市场化的招聘体制相结合，面向社会招聘一些热爱红会工作、有思想有才能的人参与红会工作。这是一项重大改革措施，需要一个过程，需要认真进行研究和论证。本报记者侯雪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