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而重要的首脑外交

当代国际社会，首脑外交作为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和矛盾、缓解危机冲突等方面，作用日益显著。因而，首脑外交受到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大国尤其如此。

首脑外交并非近期才有的“国际事件”，但现代意义上的首脑外交，却是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新生事物。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1945年2月11日，英国、美国、苏联三国首脑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会晤，讨论战争和战后世界政治秩序问题。这次会晤开创了当代首脑外交的先河。

1953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下院就英国的外交政策发表演讲时，首次使用了“首脑”一词。两年后，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首脑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西方新闻媒体早在会议召开之前，就开始频繁使用“首脑外交”一词。从此，“首脑外交”登上国际政治的大雅之堂，逐渐成为被人们所熟知的外交现象。

不过，在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两大阵营大国间的首脑密谈，才被称为“首脑外交”。因而，它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外衣。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首脑外交的逐渐实现公开化。如今的首脑外交，一般是指所有国家及国家集团的政治首脑们为解决双边、多边关系和重大国际事务，以正式身份公开、直接参与的个人外交。在形式上，当前的首脑外交包括：双边或多边、正式或非正式的会晤与谈判；国事访问、友好访问；首脑之间的通信、电报、电话及热线联络等。

首脑外交通普遍具有参与者地位特殊、效果直接、涉事重大、决策和执行迅速及时，以及关注度高等特点。其主要作用包括：领导人之间坐在一起沟通交流，可以直接阐明各自国家的国家利益、对外政策等，有助于相互间减少误判，避免错误决策；国家领导人之间若通过首脑外交建立起较好的私人关系，有助于推动国家间关系的发展，进而促进双边和多边国际事务的解决；即便对立国家之间的首脑外交，也有助于澄清立场、消除分歧，避免危险局面；有助于外交政策的高效决策和执行；取得普通外交途径所达不到的效果和影响……

首脑外交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全世界的专家学者都承认，中美两国的关系，正在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时间往前追溯，“最”字应该去掉，但“重要”永远存在。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抗美援朝之后，中国的国力虽然长期不能摆脱贫弱，但中国的大国地位从未丢失过。因而，中美首脑外交的历史一直备受瞩目。

1972年，在经过一系列复杂、戏剧般的外交安排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启了震惊世界的访华之旅，在北京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会晤。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两国首次举行首脑外交，两国关系的大门历史性地被打开了。这扇大门的开启，离不开一个大背景——两国都面临苏联的威胁，需要共同应对。这次中美首脑间会晤，为两国关系朝着正常化方向前进，打下了坚实基础。

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之后不久，邓小平应卡特总统的邀请到访美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首次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从此走上了双边关系发展的快车道。受此影响，西方阵营的一大批发达国家纷纷效仿美国，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此后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所需的外部国际环境，以此为基础，迅速得到改善，并逐步变得更加稳定、良好。

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会晤。第二年，克林顿总统回访，在北京与江泽民举行会晤。这两次首脑外交，在中美双边关系史上同样具有重大意义——把两国关系全面带出了20世纪末以来形成的低谷，两国开始发展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次实现提速，并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2005年，布什总统访华；2006年，胡锦涛主席回访。中美两国的关系得以持续发展，一度被布什总统成为“有史以来最好”。2009年，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当年即对中国进行访问，与胡锦涛主席及其他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再次来到美国，再度与奥巴马总统会面。在两国首脑的推动下，中美两国在建设性合作关系的道路上扎实前行。

如今，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进行举世瞩目的“庄园会晤”，为两国新型国家关系做出定义和安排。这又是一次必将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外交事件。

 外媒：中美关系迎来“毛泽东—尼克松”时刻

6月5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网题为《中美关系迎来“毛泽东—尼克松”时刻》的文章称，打破中美外交常规的“习奥庄园会晤”，将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积极的影响。

该文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本周在美国加州举行“庄园会晤”，这是一次打破外交常规和礼宾凡例的中美峰会，对于两国规划和把控未来数年双边关系发展走向，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

虽然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一种正式理念和官方表述是近几年才提出的，但从其精神实质而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开端却可以追溯至40多年前毛泽东和尼克松(尼逊)的会晤。

毋庸置疑，与1972年相比，今天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无论如何，中美两国领导人需要以超越前人的全球视野、战略格局、历史远见和政治智慧，对未来数十年的中美关系进行“再定义”。人们期待着“改变世界的庄园会晤”和一份非凡的《加州联合公报》。

说到底，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为的是“避免战略对抗”，其核心在于管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竞争性共存”关系。尽管两国高层领导人不断强调稳定、积极、合作的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但不可否认也不应回避的事实是，外界普遍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已然存在，中国已成为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

无论如何，中美建立非敌对性关系是两国的唯一选择。在一个“大国战争你死我也不能活”的时代，两国除了合作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40多年前，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晤标志着中美关系的“解冻”；而今日的习奥特别会晤则有望“重塑”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并向世界展现中美能够保持战略克制，并以积极姿态解决各种难题的强大政治意志。

中美相向而行才不会错过对方，过去中美要靠“反对什么”走到一起，如今则需要更多从“建设什么”的角度化解分歧、凝聚共识、规划合作。在这样一个“毛泽东—尼克松”时刻，中美已然意识到，应对共同挑战的最好方式就是合作塑造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