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医患纠纷有必要进行更多探索_新闻台

　　屠海鸣（新闻晨报供稿）

　　各地医患纠纷由来已久。然而，近期发生的两起极端事件，仍让人震惊不已，甚为痛心。一起是医生“集体下跪”，另一起是“哈医大血案”，两件事情性质同属 “患者维权越界”，结果也都让医院和医生“很受伤”。

　　患者为何在维权时屡屡越过法律的边界、选择极端方式？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医患纠纷协调机制是失灵的。解决医患纠纷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患者与医院自行协商；二是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主导进行调解；三是通过诉讼手段解决。在实际操作中，前两种方式的效果往往不佳。而打官司耗时耗力，且费用高昂，这第三种方式也被很多患者视作畏途。

　　如何破解 “医患纠纷协调机制失灵”的难题？笔者认为，应沿着两个方向去探索。一是解决医患双方不对等的问题。有必要考虑引入更多的政府职能部门、专业人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律师、甚至民间组织参与，增强患方的话语权，消除医方“一言堂”的现象。而反过来，一旦遇到“集体下跪”事件这种患方仗势欺医的情形，这一探索形式也有助于保护医方的权益不受“医闹”侵害；二是走“非诉讼纠纷处理”的路子。应尽力引导医患双方在法庭外和解。

　　针对医患纠纷的极端事件，卫生部、公安部4月30日联合发布了《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这对于震慑“医闹”等不法行为、化解矛盾纠纷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根本上遏制极端事件的发生，还是要从源头上治理，完善医患纠纷协调机制。

　　去年以来，上海等地进一步探索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北京成立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对于符合受理条件的调解申请，调委会须在3日内受理。遇到重大疑难医疗纠纷，实行专家合议制度，必要时还要召开听证会。调委会不收取任何费用，工作经费由财政部门安排。这有利于保证调委会的中立，取得医患双方的信任，是一种有益的探索，虽然政府财政负担增加了一些，但以此来促进社会和谐，是值得的。政府“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就是要从这些非常具体的事情做起。

　　（作者为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侨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