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灵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教改的成败最终取决于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教育体制改革应当围绕学校进行。目前教改都是围着政策转,3+X啊,平行志愿啊,全部是国家政策层面的事情,从来没考虑学校是什么心情,学校的权力怎样(3月12日《北京晨报》)。

　　前几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委员联组讨论会议上也表示,教育改革迫在眉睫,比如说建立和完善中国现在的大学制度。“因为学校是教育的细胞,就像企业是经济的细胞,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样,大学有活力就要有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这个规章制度要符合教学的规律和人才成长的规律。”

　　既然学校之于教育的作用就如同企业之于经济、家庭之于社会,那么增强学校尤其是高校活力,正如纪宝成代表所言,应该从教育改革的体制层面向高校放权。应该说,以高校为中心或者向高校放权,指向的都是增加高校在招生、教育等教育事务方面的自主权。仅从现实层面出发,就会发现此举可以破解一系列的教育难题。

　　比如,异地高考的难题。赋予高校更大更多的招生自主权,就能够很好地破解这一难题。这是因为,异地高考之难,难在户籍藩篱,而户籍指标又是分配招生名额的依据。也就是说,在按照户籍分配招生名额的制度下,高校的属地性一定程度上已经异化为“当地人的高校”。如果赋予高校招生自主权,由高校按照教育规律自主招录考生,高校更多考虑的是考生的现实能力或者未来潜质,而不会考虑八竿子打不着的“户籍所在地”,从而绕开异地高考的户籍障碍。

　　再比如,素质教育有口号无行动的难题。这多么年,素质教育之所以“雷声大雨点小”,很大程度上与招生录取唯分数马首是瞻有很大关系。当应试教育的评价体系如日中天,素质教育推行起来举步维艰也就理所当然。或许有人会说,在现行条件下,只有统一高考下的按分数录取才是最公平的,大幅度地赋予高校自主招生权,会伤害到教育公平。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赋予高校更大的自主权,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摒弃高考,而是可以考虑把高考从竞争性评价改变成资格性评价,即高考成绩只是一个“敲门砖”,需要分数达到一定水平才能申请哪一类大学,但是具体到考生能够考取哪所大学,还需要具体的高校根据自身的特点来设置更为个性化的测试项目,从而更加清晰明确地选拔出高校需要的考生来。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双向的竞争淘汰机制,既可以让高校通过“用手投票”引导考生更加注重素质提升和能力培养,又可以让考生通过“用脚投票”来促进高校更加积极地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当然,向高校放权不是简单地“一放了之”,如果这样的话,其结果只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应当加快推进高校去行政化,使得高校能够按照“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现代大学制度来运行,唯有如此,“被放权”的高校破解目前教育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才会有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