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三公消费”再次成为热议话题。九三学社中央拟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提交提案《关于遏制公款吃喝的建议》。提案显示，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达3000亿。提案建议，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三公浪费”纳入《刑法》调节范畴；“三公”经费等行政成本，纳入政绩考核范畴，决定官员仕途。（3月3日《新京报》）

　　近年来，国家为遏制公款吃喝不知出台了多少规定，下发了多少文件，但“言之谆谆，听之藐藐”。各级官员手中为制造“公款吃喝”而掌握的“自由裁量权”的自由幅度却越来越大，甚至形成了一种腐败的“官场文化”。现实生活中不难看见这样的“镜头”：上级来了，要公款接待；平级来了，要公款接待；同城公务往来，也要公款接待。管理公款的要公款接待，监督公款的同样也喜欢公款接待……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某市前不久还出台了一个按级别定接待费的新规――省部级干部及其随行人员原则上每人每餐不超过160元；厅局级干部及其随行人员每人每餐不超过120元；处级及处以下人员每人每餐不超过100元……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万元餐”事件和中石化广东分公司“天价酒”事件粉墨登场，“几十个红头文件管不住一张嘴”也就成了“情理之外、意料之中”的必然。

　　年年开两会，年年都有代表委员对遏抑“嘴上腐败”支招。数年前，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遏制过度应酬、公款吃喝的建议》，认为“公款吃喝者侵占和浪费了社会财产，应当对此通过立法定罪”，并建议修改刑法设立“挥霍浪费罪”。一时，应者如云。更有浙江省舟山市中级法院打破“刑不上吃喝”的惯例，将该市一卫生院原院长公款吃喝认定为贪污犯罪，与他的其他犯罪行为一并处罚，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被媒体称为“舟山案例”，获得一片称赞。

　　今次，九三学社中央再次提交议案，建议将公款吃喝纳入刑法范围，让更多的公款吃喝者心存敬畏而有所顾忌与收敛，既顺应了民众的热切期盼，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令人击掌叫好。然而，公款吃喝是一种顽症，根据吃喝者的角色、公款数额大小、情节轻重来入刑治罪，还必须完善制度设计，严格限定预算比例，在既有的权力体系之外建立一个有监督权的制约机制，让吃喝者不能、不愿、也不敢肆无忌惮地“把职务消费当成筐，什么都往里面装”。

　　由是观之，在文件和通知所提出的要求都被置若罔闻的现实背景下，依法遏止公款吃喝无疑是重要的“杀手锏”，宜早不宜迟。前提是标本兼治，在公务接待的管理监控上尽快与国际接轨，像印度那样不在财政预算中列入招待费之类的项目，像俄罗斯那样公款请客先报“请客计划”，经过五步报批手续，耗时数月才能批下来，请客之后还要报告“请客效果”，说明是否达到“请客目的”；像日本那样建立民间行政观察员制度，专门检查纳税人的钱到底是怎么花的……

　　如此，“嘴上腐败”才会遇到真正的“天敌”，“嘴上腐败”入罪才不会成为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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