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邓海建

　　沈阳市有过三年教辅书编辑工作经历的杨宏宣称，他自己没教过一天书，最快的时候却三天就能编出一本教辅书，从小学到初中的都编过。他说，自己原来供职的单位，一个学期能编300余种教辅书，再通过买书号的方式，给教辅书安上合法的“身份”。（3月4日《北京晨报》）

　　“三天一本教辅”，虽看似极端，却也写实了教辅市场的乱象。教辅用书，可能是很多中小学生并不愉快的读书记忆，眼花缭乱的教辅资料，是“填鸭式”教育的“公开武器”，以至于不少学生说，“那不是教辅，是‘教主’”。教辅市场之乱，前几日的新闻可为注脚：少儿阅读推广人阿甲在微博爆料“人教版教辅书涉嫌抄袭美国经典图画书《爱心树》”，莫名其妙被署名“江江”，无论是有意剽窃、还是无意改编，恐怕都难以洗脱侵犯著作权和署名权的嫌疑——人教版教辅书尚闹出如此荒诞的“乌龙”事件，遑论其他更不严谨的教辅用书？

　　近日，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务院纠风办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再次提出了规范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的要求。通知一出，一石千浪。一者，此类禁令层出不穷，早前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等七部门发布过《关于2010年治理教育乱收费规范教育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了“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切实解决教辅材料散滥问题”；去年8月份，新闻出版总署还发出过《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发行管理的通知》，要对各出版单位的教辅出版资质进行审核，并将制定资质的管理办法……然而这些年来，在澎湃的市场需求下，教辅魅影从未禁绝。

　　二者，此次“通知”虽然规定了教辅的编写者和出版者的资质，但从实践来看，很可能是将教辅出版权进一步“垄断化”的前奏：市场需求是定量、教辅编写出版能力也是定量，剩下的就是资源整合的事情。至于教辅质量，很难因为资质的标准化而有明显提升——这就如同出租车经营权的“集中管制”一样，宰客、绕路、拒载等诸多症结，未必会因为管制的尺度而有质的改变。教材出版社是否天然具备编写配套教辅的能力？教材出版社编写的教辅用书一定优秀？……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

　　教辅上的症结，根源并不在教辅本身。正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龚亚夫先生所言，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只靠教材学不会，是教材本身有缺陷。这就好比防盗技术市场的乱象，固然可以通过ISO类“技术”才做表面的改进，但是，治安水平的提升才是防盗的“硬道理”——同样，如果教材本身难度合理、梯度合适，需要那么多的教辅才能学通学会吗？又如果“偷跑”不至于成为基础教育的常态，题海战术怎么会有如此庞大的市场？

　　教辅“李鬼”迭出，教材确实应该反思。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只有真正厘清教材中“学”与“知”的关系、“主”与“辅”的关系，教辅市场才不至于如此喧嚣无休。

　　(来源:齐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