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村”的评定实践_新闻台

　　郁南县桂圩镇勿坦村村民于冬梅，迄今还记着当初听说“信用村”的怀疑：“可以依靠信用评级无抵押无担保进行贷款，鬼才相信咧。”

　　在农村地区，由于没有得到银行认可的抵押和担任。在此之前，家贫的她四处找人担保，好不容易从当地的农信社贷到几千元，但这笔钱对于想要扩大沙糖桔种植规模的她来说远远不够。

　　类似的“贷款难”问题普遍出现在郁南农民身上。郁南是较为偏远和贫困的山区地方，该县52万人口当中有80%为农民，但由于金融资源在郁南利用不充分，中小企业和农户“贷款难”、金融机构“难放贷”成为制约该县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瓶颈。

　　2008年，整个郁南的存贷比为36%，均低于云浮的41%、广东的60%和全国66%。对于此时从东莞市茶山镇镇长一职交流至云浮市郁南县任县委书记的金融学博士黄志豪而言，这个难题首先横亘在他面前。

　　2009年初，云浮市委、市政府按照省委书记汪洋视察云浮时的指示精神，作出建设全省农村改革发展试验区总体部署，其中，将率先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这项改革任务落到郁南县。2009年6月，郁南县率先启动以构建现代农村信用体系为重点的农村金融综合改革，以该县的桂圩镇勿坦村为试点，开始创建信用村。作为驻村干部，桂圩镇纪委书记曾竹梅连日连夜在勿坦宣传创建的好处，即村民进行信用评级，不用担保就可按信用等级贷款。这种“拿信用换钱”的方式引来了“于冬梅们”的观望。

　　根据《郁南县信用村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当地镇政府牵头设立农户信用等级评定小组，评定小组成员包括被评定农户所在村(组)的农户代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成员。这意味着，对农户信用的“评判权”也掌握在村民手中。

　　作为一个长期研究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应急管理的专家，暨南大学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庞素琳曾多次前往郁南调研。在她看来，把评判权交给村民评审团是必须和有效的――如果由县政府来进行信用评级，庞大的农户数量和宽广的农村居住地将制造高额成本，评级在一开始就失去了可持续性。

　　和农村信贷机构类似，郁南对农户的信用评定包括资产、社会地位等内容，不同的是，勿坦村的信用评级掺入了专门的激励型加分项，囊括了农村各项社会管理，总共30分。

　　开始评级后，于冬梅一直要求家人，多做那些可以加分的行为，比如“尊老爱幼，家庭团结，邻里和睦”，对于可以导致一票否决的“黄、赌、毒”或不良信贷行为，于冬梅要求家人坚决不能碰。

　　两个月后，信用名单开始公示，有意见的村民可以找评定小组反映，评级结果随时接受村民评议监督。随后，惠及400多户农户的第一批贷款开始发放。于冬梅凭着“优秀”等级贷到了三万元。

　　信用村试点的成功带来了勿坦模式的燎原，两年间，全县逐步铺开评定信用村。“信用村”模式也产生了双赢的效果，2010年12月，全县储蓄存款比上一年同期增加9.5亿元，是试点前9年平均数的3.5倍，而2009年、2010年郁南各金融机构利润率同比增加了80.36%和65.25%。

　　“欧美等国建设信用体系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郁南却在短期内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信用体系，这其中，激励是关键。”庞素琳对郁南的做法给予了肯定，“信用能生钱，这是它力量所在。这套信用评价体系是给农民带来实际好处的，因此农民都愿意跟着政府一起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