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省辖市市委书记出访，需先书面向省委书记请假。”——在河南省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专项工作总结电视电话会上，河南省纪委副书记李建社李建社说，巧立名目公款出游，不仅耗费大量财政资金，更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今后河南省将加大日常监管和案件查办力度，由省外事部门进行常态化管理。（2月12日《京华时报》）

　　公款出国被舆论愤怒挞伐已经很多年了，未经官方证实的3000亿公款出国经费却有增无减，以至于国外的奶牛都能认识中国官员。借考察、培训之类名义，在违规出国中介的运作下，国内官员已经将出国旅游视作一种当然福利。2008年4月以来，中纪委、外交部等10个部门，几乎每年都要在全国开展制止公款出国（境）游专项工作，对制止公款出国可谓“三令五申”。2010年，中纪委更是规定：组织公款出国（境）游者，情节严重的将被开除党籍。

　　官员公款出国之所以屡禁不止，主要原因是在两个方面：一是惩罚太轻，还没有官员因挥霍公款出国旅游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先例，通常都不涉及刑责而只是党纪政纪处分，一般除了党内警告，就是诫勉谈话并责令写检查。“对不起，纳税人同志，我公款出国旅游了，您警告我吧，我这就回家写检查。”——这不是官员“喝酒喝到眼出血”时的醉话，而是最为真实的公款出国旅游问责现状。

　　在此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我们缺少一套严格的制度安排让公款出国游现出原形。一来，在冠冕堂皇的红头文件里，公款出国从来都没有旅游一项，而全部都是“因公出国”；二来，相关经费支出也全部隐藏在各种笼统项目中，既不具体见于政府预算，更无义务对纳税人告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公款出国福利分配公平，单位内部不出内鬼，一般东窗事发的风险微乎其微，像旅行社将行程安排文件袋不慎遗失等，毕竟是极小概率偶然事件。

　　清楚这样的背景，再来看河南要求直辖市市委书记出访需先书面向省委书记请假，就不仅是强化公款出国的事前审批，其实还是让公款出国现出原形的一种手段。虽然这样的规定，只对直辖市市委书记有约束，对其他各类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没有约束力，但这显然仍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探索。毕竟，直面顶头上司的压力，会让不择手段的公款出国有所遏制。稍显遗憾，或者说让人不够放心的是，这种设计仍是人治大于法治，效果主要取决于集权个人。

　　事实上，要制止公款出国游，既需要“健全外事监管机制，充分发挥监管部门的作用”，也要“加强经费预算管理，严格经费审批、核销”，同时更需要“建立公开公示制度，接受群众监管”——事前审批与事后核算，预算约束与审计督察，内部管理与公众监督，一个都不能少。公款出国前下级向上级请假，说到底仍是一种内部约束；在我看来，官员更该向之请假的对象，其实应该是纳税人。官员出国目的、行程安排、经费预算，都应该在面向公众的请假条中说清楚，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公款出国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因此只能基于为纳税人服务的目的，并且接受纳税人的全程监督，满足公众的合理知情权。为此，官员出国向上级请假，不如向纳税人请假；对于纳税人反对意见巨大的公款出国，则必须给出合理解释，直至取消。(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