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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论
王石川
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起，本市7500多家社会组织的12万名专职工作人员，将拥有一套独立于公务员编制、事业编制、企业编制外的编制体系。社会组织纳入编制体系后，其人员编制和工资起薪等将由政府部门来核定（2月1日《京华时报》）。
将社会组织纳入编制，推行专职工作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剑之所向是强化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和服务。不过，也有一些网友担忧，“在民间组织管理问题上，政府部门首先要做的是退出而不是更深度介入。”这样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一方面权力介入越深，社会组织受到的掣肘恐会越多；另一方面社会组织的工资由政府核定、根据“效益”发放，政府会不会陷入事事都想管、却又管不好的困境？
当前，对社会组织来讲，最需要的也许不是被“招安”，而是松绑。前不久，广东省推进社会组织体制改革，备受舆论好评，其要义在于，一是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二是积极推行“一业多会”，引入竞争机制。这一改革，既打破了严厉的行政管制，也冲破了过度的行业垄断，给社会组织登记开辟了宽敞的通道，为其成长扫平了最大障碍。
社会组织是政府职能在社会领域的“毛细血管”，可成为政府管理的得力助手。既是助手，政府在管理、规范之余，更多的应是扶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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