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特稿（网络新闻联播记者 王佳勇、通讯员 刘振华报道）“谢发强，再见……”，当十四岁的谢发强（化名）跟随着父亲，走出位于贵阳市百花山路的未成年人救助站大院的时候，十二岁的刘明明（化名）依然在救助站四楼隔着窗口依依不舍地挥手。

　　“谢发强还会离家出走的，这已经不是第一他接受救助站的帮助。”贵阳市救助管理站站长徐志强说，此前谢发强已经离家出走多次。十二岁的刘明明是和他一起接受救助的，而刘明明也正在不断尝试从救助站逃跑。

　　这次谢发强是四个月前离家出走的，老家在贵州省金沙县，目前跟随在贵阳小河做生意的父母一起生活，今年上五年级。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家里除了他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

　　未成年被救助人具有相似特性 需要社会关注

　　我们在救助站见到谢发强时，他的父亲正赶过来接他。四个多月没见儿子的父亲眼眶里闪烁着泪光，伸出臂弯想把心爱的儿子揽入怀中，可是却被谢发强躲开了。

　　“未成年人离家出走接受救助，叛逆性都很强。”徐志强说。当初救助站做救助登记时，谢发强还撒谎说他叫“谢发财”，这是这类孩子的特性，叛逆、不愿接受救助、跟父母沟通不顺畅、家庭情况复杂、不知道感恩，甚至跟非同龄人都无过多交流。

　　谢发强是在一天晚上跟刘明明与其他两个同龄孩子一起被接入贵阳百花山救助站的，他走后，该救助站还剩下十余个孩子，这些孩子在送走谢发强走后，齐聚在一个房间里看动画片。

　　“这些孩子，正是（处在）最需要社会关注关心的时候，我们在入冬以后启动紧急的救援工作机制，都只能给孩子一个暂时的温暖，他们更需要整个社会的关心，特别是家庭亲情的感化、教育。”该救助站工作人员感叹地说。

　　除了这些孩子，该救助站还有很多成年人，这些人以残障智障者居多，当央视网记者在该站进行采访时，他们正在一个开放式的大房间里：有人好奇地看着外来的人，与身边的人交头接耳低声说着什么；有的人正忙着帮助新进来的被救助者换衣服、打扫卫生；有的三五围坐着，相互打量并低声而艰难地交流着；有的或背靠走廊立柱，或凭栏远眺，迷茫地望着远方。

　　贵阳市百花山救助站点，一方面作为全贵阳市的救助站管理机构所在地，同时也是贵阳市的救助中转站，经常接到从其他区县转过来的被救助者，然后核实身份、再送到被救助者所在的家乡。

　　该站位于贵阳市百花山路27号，进入救助站大院，正面一栋4层的楼房映入眼帘。顶楼是用铁丝网等加固了的体育活动中心，每天特定时段向被救助者开放；三楼是专门的女救助区，三两个被救助者站在阳台上往外看；一楼二楼都是男救助区。为保证智障或者精神病救助者的安全，整栋楼都用铁丝网将阳台窗户等进了行加固。

　　其余两栋由未成年人救助区域和行政区域组成，救助站内为救助人员提供基本日常所需的洗澡、洗衣等设备，还有专门的活动场所－－比如看电视的娱乐间、健身娱乐场等－－定时开放。

　　据该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跟谢发强、刘明明一样的孩子，是该救助站未成年救助中比较典型的，他们之前一般是一群同龄人一起流浪街头，靠捡垃圾为生，垃圾换成钱以后除了吃就沉迷网吧，饿的时候再到垃圾箱找吃的。

　　为了对离家出走流浪在外的孩子提供尽可能多的救助，在今年入冬以来，贵阳市百花山救助站针对城区，每天都出动两个班次以上的搜索队，每班次6个人以上。搜索队除了对未成年人进行搜索救助，还对残障丧失劳动力的成年流浪汉提供救助。

　　据了解，贵阳市救助站今年已经为676个未成年人提供救助，目前该站还有8名这样的儿童登记在册，因父母离异无人照顾等种种原因暂时留在救助站。

　　全国首个临时住宿救助机构 可先救助后审批

　　值得一提的是，贵阳市救助站下设了一个农民工临时寄宿点，据称这是全国首个针对无家可归或临时生活困难者提供临时住宿救助的机构，该机构从2009年设立，四层楼32个房间至少提供150个床位，为城市低收入者甚至无固定居住场所的农民工以及流浪者提供临时住宿救助。

　　当天深夜22时许，央视网记者探访位于贵阳市贵惠路的该救助点时，来自贵州省长顺县29岁的陈元元（化名）正准备让两岁的儿子睡觉，他们在这个救助点已经住了十多天了，尽管每天晚上回来时候能睡的床位不是固定的，不过陈元元还是打算先暂时住下去，因为来贵阳打临工的他收入不高，能承受的出租屋至少在城郊结合部，这不利于每天需要到中心城区接活。孩子的母亲正在广东打工，他在贵阳边干活边带孩子。为了节省开支明年送孩子上幼儿园，他只能省吃俭用选择住进这个临时救助点。

　　据这个临时救助点工作人员介绍，救助站的工作机制是无条件向无家可归者提供临时住宿救助，需要到此接受救助服务者，每天天黑到深夜23点30分之间，只需要出示身份证即可入住。

　　事实上，入冬以后，该救助站为了预防有无家可归者流落街头，救助条件一度放开，对暂时不能提供身份证和户籍证明而又需要一段时间居住的救助对象先开放住所，从第二天起上报并开始核实、办理相关证明。此外，救助开放时间也采取24小时值班制度，目的是为了让每一个深夜依然无家可归者得到救助。

　　央视网记者探访该救助站时，已经有将近三十名被救助对象入驻，自今年入冬以来，每天晚上的入驻人数也逐渐增多，最多的时候超过50人，随着温度降低需要救助的人数还会更多，为此该临时救助点向贵阳市救助管理站调配了大量的床单被子衣物等，增设床位使救助能力达到300个床位，并将开放的区域增设暖风机等。

　　该临时救助点为了防止公共财物受到损害，对发放给被救助人员的脸盆等日常用品进行统一调配，配备热水器的洗澡间也统一管理，入冬以后可以在被救助者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对其开放。

　　据了解，贵阳市日前出台的《城乡困难群众临时救助规定（试行）》明确规定，在贵阳有相对固定工作和相对固定住所半年以上的农民工等流动人口可申请获得临时救助。

　　根据《规定》，临时救助申请以家庭为单位，由社区服务中心、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张榜公示，县级民政部门批准实施。如遇特殊情况，则采取分级审批或后置审批方式，先救助事后再补充相关材料、完善相关手续。

　　据统计，该救助站截至目前，本年度已经为8000名以上的临时困难农民工提供了临时住宿救助。

　　记者手记：寒冷冬天需要更多社会正能量的释放

　　当谢发强跟着父亲离开贵阳市百花山救助站后，工作人员感叹地说，“他还会再次离家出走的”，这句话对长期从事未成年人救助的工作人员来说，可能只是屡见不鲜后的一种经验。工作人员的叹息并非流露出他们的习以为常和淡定，更多的是一种无奈，这种无奈对于初次了解救助工作的人来说，无疑是最为震撼的。

　　“谢发强，再见，再见……”刘明明在四楼隔着窗户朝离开救助站的同伴挥手，并伴随着眼眶的湿润，让人看了着实痛心，刘明明对谢发强喊出的再见，并非是一种离别的客套和安慰，更有可能是他们这些缺乏家庭温情熏陶下那几颗幼小而孤独内心，渴望彼此相聚、相互取暖的企盼。

　　这个冬天，跟刘明明年龄相仿的毕节5个陶氏孩童，因为缺乏家庭必要的监护和社会足够的温暖，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将生命的休止符号永远刻在了毕节街头的那个垃圾箱上，这无疑是这个冬天最为悲情的一个社会折射点。尽管它不代表毕节、贵州或者更多地方的普遍现象，但是这个悲剧足够惨痛了，所幸的是经历这个惨痛的代价，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正加快脚步，在努力着为那些依然需要温暖的孩子，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

　　当央视网记者探访贵阳市救助站时，冬季常有的淅淅沥沥的细雨正将丝丝寒意通过雨滴传递到贵阳街头的每一个角落，缺乏家庭温暖和必要监护的“谢发强”们，在这个冬天自然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帮助，所幸的是在央视网记者对贵阳市救助站进行探访前，贵阳市已经启动了冬季未成年流浪儿童的紧急救助工作机制，希望这一机制的有效实施，将不再让谢发强们感觉到这个冬天的寒冷，也不会让刘明明大声呼出的再见声，再次回荡在这个寒冷冬天里。

　　除了流落街头的孩子，贵州这样的边远山区返乡农民工中低收入者同样需要社会的关注和帮助，特别是目前经济下行，沿海一代就业环境严峻导致农民工返乡潮提前，丧失工作的农民工迫于生计，很多会选择留在贵阳，靠打点临工来边维持生计、边等待着来年再次外出务工。

　　在贵阳市农民工临时安置点工作人员看来，大量农民工返乡潮提前，让贵阳市的就业压力大增，很多农民工每天挣到的钱除了必要的生活开销外所剩无几，他们跟那些流落街头的孩子一样，同样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救助。

　　在贵阳市农民工临时寄宿点，看到留宿于此的陈元元和他怀中活泼乱跳的两岁孩子，这一幕无不让人感触良多。一方面被父亲为了孩子和生活省吃俭用，同时不忘不懈努力的坚毅感动外，也为其因谋生挣钱本领不高导致的窘迫而感到心酸，最主要的是在孩子那人生价值观的空白纸张上，极有可能被描绘上与主流社会不一样的笔画。

　　因为家庭的窘迫，一方面两岁的孩童正在随父亲一起遭受外人难以想象的生活艰难，另一方面陈小元元这一边缘化的群体，如果不引起整个社会关注，并及时提供必要援助和改变，他们也最有可能最终变成新的谢发强。然后要么被社会异化，要么如陈元元一样依靠自身不高的谋生技巧饱尝艰辛。

　　令人欣慰的是，贵阳赶在全国前面建立了农民工临时救助点，也在逐步完善对流浪群体的救助机制，贵州也在经历毕节五孩童事件后，积极地完善相关的社会救助机制，这体现一个社会发展的良性面，也至少让大家感觉到社会和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以此拉动整个社会正能量的释放。

　　毋庸置疑，不管是大量提前返乡的农民工，还是城市的低收入群体，抑或留守农村的老人、儿童，以及随父母进城务工缺乏必要家庭监护和温暖的孩子，也不管是贵阳还是其他哪个城市，都有一群需要整个社会关注关心的群体，在寒冷的冬天，他们需要的温暖，往往最能彰显每个社会个体的责任感与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

　　在冬天的寒风中，希望他们不再感觉到寒冷，却能感觉到更多社会正能量背后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