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各种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一一浮出水面，互不相让，时有碰撞的火星迸出，但值得注意的是，各派观点的核心问题较为接近：如何破解社会各界极度不满的社会不公？如何寻找解决之道的社会“最大公约数”？

抛开那些情绪化表达，中国当前所面临着一些迫切的“发展以后的问题”：

——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环境污染加剧，高投入、高污染产业层出不穷，食品、水、空气被污，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带来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到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这三种腐败直接与体制缺陷相关。

这些问题交织重叠，产生了与当年类似的社会背景：曾经整合各方力量而形成的改革共识，面临严峻的新挑战。

与当时不同的是，争论各方的焦点不再是纯粹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之争，而很大比重成了在改革进程中渐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

而今天的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欧美陷入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资本主义面临深刻挑战，中国周边亦危机四伏，一些远交近邻对中国心存疑虑……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绕不过去的。

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洲推行全民福利的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扼制社会溃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却缺乏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利益集团绑架，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综上分析，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最紧急的时刻。当前中国，迫切需要重新凝聚改革共识，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如同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所要求的，“壮大主流舆论，凝聚思想共识”。

加强党内民主必不可少，十八大换届是个值得珍惜的机会，不妨从乡镇差额选举层层递进。值得赞赏的是，党的十七大就曾做过这方面的努力。

今年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也是召开十八大的政治年。中央提出“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表明了中央决心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系统改革的意向。

人们殷切期待中央坚定深化改革，决不半途而废，有步骤地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要不动摇，不空谈，切实努力，建立完善的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市场经济体制，决不让中国走上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不息奋斗。

资料“皇甫平”四论改革1991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刻。此前的政治风波和持续两年多的治理整顿，使中国社会出现避谈改革的趋向。

而从1978年开始被全社会广泛拥护，全党上下也一致努力的“改革”已难成施政关键词。各方面迹象表明，改革开放真正进入一个抉择时刻，一旦停滞不前则改革大势将可能分崩离析。

在此历史时刻，从当年2月15日到4月12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倡议改革开放，批评一些人思想上的保守僵滞，为中国社会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同时也引来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与论战。

最终，这场大争论以邓小平于1992年春天南巡时，发表了支持深化和加强改革开放的讲话而告终。自此中国重新拨正改革开放航向，开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目标的历史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