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专访刘万永

嘉宾简介：

刘万永，男，第十二届长江韬奋奖（2012）获得者之一，1996年毕业于河北大学，1998年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同年到中国青年报工作。现为《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副主任。作为记者，刘万永不畏“恶势力”和“强权”，坚决维护正义与公正．被同行称为“藏獒”记者，网友称赞其为“有血性的好记者”。其最著名的报道是《王佳俊冒名顶替读大学路线图》和《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

央视网消息（网络新闻联播记者 李夏冰报道）

主持人：单妍

央视网：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CNTV十八大代表系列访谈。说到记者，也许不少人会想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但殊不知这背后有多少辛酸苦辣，调查记者就是这样一群人。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十八大代表，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副主任，资深调查记者刘万永，他将与我们分享他作为调查记者的职业经历，和自己作为十八大代表的感想期待。刘老师您好。

刘万永：您好。

央视网：跟我们网友打声招呼吧。

刘万永：各位网友大家好。

央视网：首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个人经历，您是如何走上新闻事业这条道路的？

刘万永：我是在1996年毕业于河北大学教育系，本科学教育，后来毕业之后又在中国新闻学院学两年新闻，从实习一直到现在一直在中国青年报。

逐步转型成为调查记者

央视网：这是不是您从小的理想？

刘万永：我前几天曾经在《中国记者》发了一篇文章，讲了一下我从事新闻工作一些简单的经历。因为，其实我直到大二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新闻的五个W是什么？更不用说是否从小梦想当记者。实际上大概在大三的时候，才慢慢地往记者路上走。

央视网：调查记者是出名的苦和累。这是您自己的选择？

刘万永：我一开始比较喜欢写社会新闻，法制类报道，慢慢转到调查性报道。

央视网：是自己选择？

刘万永：应该是自己主动和被动两个因素相叠加的一个结果。

央视网：这个主动因素在哪？

刘万永：主动是因为我自己喜欢，然后慢慢地从刚才讲的社会类、法制类的新闻，一直到调查性报道。那么被动是指我们报社这几年都有一些改革，每次改革都是一些部门的重新组合，那么我在不停地换部门，最终到了我们现在叫特别报道部，就是一个比较严格意义上的调查报道部门。

央视网：什么原因让您坚持16年从事新闻行业呢？

刘万永：最简单两个字因为喜欢。我曾经跟我们的实习生还有一些学新闻的学生交流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从事记者特别是调查性报道记者，这个工作确实是比较苦，比较累。可能待遇上也不会太高，诱惑比较多，风险比较大。但是，如果说你要想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能走得稍微更远一点，那你就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

记者工作外表光鲜 内心焦虑

央视网：对，说到记者工作，可能很多新闻从业者都是非常向往的一个职业。尤其是我们一些晚辈都是非常向往，作为前辈您给晚辈一些建议是什么呢？

刘万永：我还不敢自称为前辈，但是我觉得想希望走上新闻工作这个道路的学生来讲，我倒是希望他们能够头脑比较清醒一点，不只看到记者光鲜靓丽的一方面，也要知道他们背后付出一些辛苦，一些困难，甚至心理上焦虑，多多少少了解一下。我曾经跟我们的一些同行探讨的时候我就说，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向公众展示自己最好一方面，那么比如说我们的大学里面和学生座谈、讲座，都可能愿意介绍我们自己一些成功的作品。那么比如说我们的报道通过发表，所反映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可能我们自己愿意说，学生也愿意听。

那么，学生会觉得说当记者确实很好，能够促进社会进步，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等。但是，我也希望多去给学生讲一讲我们自己做的有哪些不成功的报道，在报道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从我们自身遭遇来讲，或者说从我们的心理上的承受能力来讲，都存在哪些个困惑，让学生正反两面都了解了。我说他们在正反两面都有充分的信息了解之后，最终作出的抉择，能够决定他们走多远。

央视网：能不能以罗彩霞报道事件为例，给我们详细地来分享一下如何完成这样的报道的？

刘万永：实际罗彩霞报道对我个人来讲是比较早的一篇报道，是在2009年，罗彩霞当时是天津师范大学一个学生，马上面临毕业，办理各种证件的时候发现身份信息被别人盗用，经过一番调查，最终发现是被以前同班同学王佳俊盗用，已经毕业，他复读一年晚一年毕业，毕业遇到这问题，后来求助无门后来在网上发帖子，我看到之后就到天津去做一个采访，那么报道出来之后，事件有一个比较，不能说圆满解决，当时看来双方和解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那么，我曾经在我的博客上发了一篇文章就讲，这个结果最终没有实现一个社会公平和正义。那当然去具体实施这次冒名顶替的那些人，包括王佳俊的爸爸王争荣等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当然我觉得可能对罗彩霞来讲她也有很多的收获，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人生一个机遇。当然，小罗原来是学导游的，经过这个事件之后，接触很多记者，也对新闻工作产生了很浓厚兴趣，现在变成我们同行，就在你们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也是经常搞调查性报道。

因为毕业之后，她就去了成都电视台，有一个叫《真相三十分》栏目，类似《焦点访谈》这样栏目去做调查报道，后来跑到北京来。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件事是罗彩霞在成都的时候，有一次给我打电话说她做一个选题，和她的遭遇一模一样，也是一个女生被另外一个冒名顶替上大学，她由于各种各样原因没有做出来，她就给我打电话。打电话时候就说她因为节目的问题，曾经放声痛哭，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她的心情。

一方面是感同身受，当时自己那种无助可能和这个学生的状态是一样的。另一方面也觉得，可能新闻工作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么天真浪漫，可能会遇到很多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

媒体之间合作很重要

央视网：在这次采访当中有没有一些背后故事，比如说像采访的突破，或者是新闻线索等等，是怎么去采访的呢？

刘万永：当然这个背后有很多好玩的故事。其实有一个媒体之间的合作，因为我们经常讲做调查性报道大家都希望拿到独家的新闻，那么可能对于媒体之间竞争会比较多，实际上我们也有很多合作。

比如说在罗彩霞事件最初报道之后，因为最初报道只是涉及到冒名顶替事件本身，那么接下来就要进一步深挖，冒名顶替事件到底怎么操作，是谁来做的，整个环节是什么样的？它怎么样把一层一层这种有明确法律法规规定的这些个程序突破的，然后最终实现了她冒名顶替。那么深挖的时候，我们当时是要到广西师大去采访，但是由于我们在广西的记者站，记者是有其他的任务，所以我们在广西那个点是空白的。

这时候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是一个都市报的记者，他跟我们过去有合作关系，于是我们跟他联系。他是在去贵州师大之前，就跟我们打电话，说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先代你们去问一下，然后我就给他讲了一些，后来他给我们看了初稿，在这个初稿里提到了录取通知书明明是发给罗彩霞的，怎么会最终落到了冒名顶替的王佳俊手里面，因为教育部有明确规定，录取通知书必须交给本人，不能由他人代领。那么录取通知书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解决这个问题就大概能够理清，整个冒名顶替的一个个环节是怎么来的。

那么贵州师大就跟媒体讲说是王争荣，也就是冒名顶替者王佳俊他爸爸，在录取之后开学之前，跑到我们学校来说，我路过学校来看一看我女儿有没有被录取。那么学校就问他你女儿叫什么？他说我女儿叫罗彩霞。学校问为什么你姓王你女儿姓罗，王争荣就说我女儿随母亲姓氏，学校为了核实查了档案，一查母亲叫罗荣华，这是贵州师大对媒体讲的，这些东西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实际上贵州师大里有一个人，他一手操办了冒名顶替的事件，他把录取通知书截留了，然后他把录取通知书给了王争荣，那么贵州师大为什么要编造说又查身份证，又查档案这些细节。是因为他们为了要推托他们的责任，但是对于我们来讲，一开始并不知道，但是我们看《贵州都市报》记者，他去采访贵州师大副校长，以及原来的招办主任，其中只有一句话，录取通知书是被我们一个教授拿走的。那么我当知道这个环节之后，我就告诉了正在贵州师大采访的，中央人民广播学院记者杨超，杨超又找到了贵州师大，终于把截留录取通知书这个人给挖出来了。

做调查报道一定要多去研究

这个故事我也经常在想：到底能够给我们调查性记者有什么启发，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可能在采访过程中我们认为挖出了事件的真相，全部的真相。但实际上也可能有很多重要的环节我们不知道。我们也可能永远不知道，我们也可能由于某些机缘巧合知道了，这就提醒我们，我们一定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天然地认为，我们掌握的就是事件的全部真相。

央视网：这也可以说是您从这个事件当中所吸取的教训和经验是吗？

刘万永：对，我觉得我们在做调查报道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去研究，特别是听到其他同行的经验，或者是教训，我们最好都要自己能够去转化为自己的一个经验。

央视网：从前很多人喜欢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么一句话去形容调查记者，那您认为现在时代大背景下，调查记者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工作？新的责任和挑战呢？

刘万永：其实新闻媒体主要是传播新闻，那么我们经常讲，新闻的生命力是真实，尤其是作为调查性记者来讲，你更要通过你的努力把遮蔽的真相呈现出来，呈现给你的公众，呈现给你的受众，那么你在写的时候当然需要各种各样证据，而且这些证据要形成一个证据链。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媒体工作的影响

也可能我们过去对记者的定义是存在问题，比如我们过去经常讲新闻就是宣传。记者可能就是宣传员，那可能是在一个特定时期是这样，但是现在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那确实要求记者更多去报道新闻，而不是说你去只是作为宣传工作来做，因为宣传和新闻还是有区别。

央视网：您刚刚提到互联网，我们知道现在兴起微博等等新兴技术，对于调查记者或新闻记者来说，新的媒体出现是一种调整还是一种机遇呢？

刘万永：我觉得，现在互联网的发展对记者特别是调查性报道来讲，有利有弊。利弊都是存在的，比如说有利一方面是能够迅速地知道新闻发生了，比如说我们过去由于传播的技术和手段，都比较落后，那么一个信息的传播。特别是当你传播到记者那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但是现在互联网技术发展，特别是微博，能够随时告诉你说哪个地方发生新闻了。所谓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

另一方面是作为调查性报道记者，可能我们工作中耗费时间最长的，就是你去了解什么人知道什么。所谓找你的采访的对象，那么比如一件事情发生了，到底哪些人是最核心的知情者或者是当事人，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我们需要一对一对试，需要试错，这个不对换一个。但是微博发展会告诉你，特别是很多人是实名认证的，相当于发生一件事的时候，底下有人说我知道，我知道什么？你可以采访我。

当然这是有利的一面，我觉得可能是微博的发展能够让新闻变得更快，更便捷。但是另一方面影响也是不容小觑，就是说新闻记者变得越来越浮躁，因为过去信息传播比较慢，你可以用相对比较长时间去做一个调查，同时还能保证它的独家性，但是现在想做一个独家基本不可能。迅速产生迅速灭亡。

央视网：新闻量越来越大的原因？

刘万永：对，因为大家很容易，某一个事件成为观众热点，也很快被下一个热点所取代。

自认最适合做调查记者

央视网：所以很多在一线工作很多记者，突然选择改行或者进入管理层，那么您有没有过类似打算？

刘万永：我还没有呢。其实我一直觉得，对那些能够改行，或者有自己更新选择的人，我从心里面是祝福他们的。包括我的很多朋友、同行，有的去网媒了，有的自己创业，有的去做公益，我觉得都是很好选择，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选择，你很难说哪个选择是正确的，只能说哪个选择是更好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说从我15年从业经验来讲，其实在新闻领域这条道路上，不管是带着遗憾或者是带着失望离开，总会有人满怀希望地进来，就是总会有人来加入这个新的集体，成为新鲜血液。我说对于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的人来讲，所能做的无非就是要带着这份理想能够走得更远一些，即使要离开，即使将来我们选择离开，也要做一个站在路边鼓掌的人，看着我们那些曾经的同行，或者说将来的同行，然后他们去做出更好的新闻。

央视网：所以对于您来说调查记者还是最适合您一个行业是吗？

刘万永：我目前来讲觉得是这样的。

作为十八大代表要做好履责

央视网：现在我们来回到十八大问题上，作为一个调查记者，当选十八大代表您有什么特殊感触呢？

刘万永：我在当选之前，觉得十八大是很遥远的，当然我当选之后，我的很多同事或者朋友都跟我讲，我们身边有认识的人和十八大有直接的关系了。当然我觉得，能够当选十八大代表是真是既是荣誉又是责任，感觉自己肩上担子更重了。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在不管说是十八大开会期间，还是十八大结束之后，都能够更好履行一个代表的职责。

央视网：您个人生活或是工作在您当选十八大之后有没有任何改变呢？

刘万永：确实有一些影响，比如说我当选十八大代表之后，我的新浪微博上经常有人@我，刘代表能不能把这个呼声带到十八大，那个呼声带到十八大……其实作为一个记者，或者说作为一个代表，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应该更多地去关注不同群体的，他们的呼声，能够了解他们的心声，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只有这样才能把代表职责履行好。

央视网：非常感谢刘老师做客央视网，感谢我们网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