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周末，75岁的宋迪泉同往常一样在自家的院坝里给孩子们上起了辅导课。不同的是，今天有几家企业慕名到来为他的学生送上了崭新的书包和课桌椅，宋老师激动地连声说“好！好！”

发挥余热自办学堂

1955年，中学毕业的宋迪泉从四川省邛崃市夹关镇迁到高何镇安家。在那个讲究“成分”的年代，地主家庭出身的他被分配到大山里当起了小学教员。

当时，和宋迪泉一道去教书的还有另外7人，“可他们都没经受住考验，有的转了行，有的早早就去世了”。只有宋迪泉在此坚持了下来，而这一干就是42年。

1997年，享有“高级教师”职称的宋迪泉正式退了休，加入了当地的书画协会。“我没有其他爱好，不沾烟酒，也不好打牌，但我就是闲不住，总想做些事情来发挥余热。”

在创作之余，宋迪泉开始走街串巷到各家去指导孩子们的功课，常常整日耗在学生家中。逐渐地，请他帮忙补习的家长越来越多，而这时他又患上了坐骨神经痛，腿脚不大灵活。2009年，宋迪泉决定把需要辅导的孩子集中起来，在自家的院坝里办起了学堂。

靠墙斜放着两块黑板，露天摆着十来张课桌，这便是宋老师的教室。遇到阴雨天，宋迪泉把这些桌子全部挪到门廊里，因为有屋檐，勉强可以遮风挡雨。

“老百姓真的很需要他。”高何镇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顾顺良说，“我们镇适龄学童的数量很大，但这儿没有工业，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很多家庭只剩下老人和儿童，孩子们课余时间的看管和教育都成了问题。”

现在“院坝学堂”补课的学生有30多人。因为人多周转不开，宋老师只好把时间错开，周六、日的上午，他给二年级学生上课；午饭过后，又接着上一年级。宋迪泉教的课程主要是语文和算术，“每个礼拜我都会跟孩子们的任课老师沟通，看看他们都新学了些啥，哪些地方还很薄弱，我的任务主要是帮他们查漏补缺”。

寒暑假的时候，宋老师还会开设三年级班，三年级学的是英语，他便请回一个在邛崃市区念书的中学生来给孩子们上课。

自从有了“院坝学堂”，镇子里低龄留守儿童的日常教育总算有了着落。可办学毕竟需要开销，给孩子们添置铅笔、作业本，印刷试卷，请英语老师的花费……宋迪泉全都自己扛了下来。而离家较远的孩子，宋老师还留下他们免费吃午饭。

最开始，他在复写纸上给孩子们出题，后来学生越来越多，他只好改成复印，可费用也随之增大，每准备一次测验，宋迪泉就得花掉好几十元。

为激励学生们上进，宋迪泉还制定了奖励措施，给在学校期末考试中成绩优秀的孩子颁发“现金奖”，第一名10元，第二名8元，三到十名5元，进步大的还有特别奖10元；平时，他也常常给表现好的学生几元钱以资鼓励。

黄坝小学二年级有38名学生，其中22个都在“院坝学堂”补习，学生们都喜欢宋老师，而且都得到过他的奖励。特别是成绩优异的杨天皓，他说都记不清宋老师奖过自己多少回了。

“宋老师每月的退休金只有2352元，可每个月都要拿出至少800元来办这个课堂。”顾顺良说，“大家给他送钱送礼他都不要。今年春节，有个叫杨佩婕的学生给他送来了两包米花糖和一封饼干，价值不超过30元，宋老师却硬是塞给她100块。”

“我懂得教育”

宋迪泉年逾古稀，牙齿掉得还只剩下两颗，可依旧挺直着腰板，神采奕奕，讲话思路也很清晰。

“我的教学方法秉承了一贯做法。比如有学生请假没来上课，课后我会去他家了解情况；如果学生有一道题不解，我也会手把手地教，直到他会了为止。”宋迪泉当了一辈子的老师，他说自己不懂英语不会电脑，但却懂得该如何教育。

骆先鸽夫妇在镇上开了间茶馆，过去跟街坊拉家常时经常感叹，“生意还马马虎虎，就是孙子太不好管”。老俩口的孙子骆宇杰正在念小学三年级，在他出生仅11个月的时候，父母便去了沿海打工，现在他们三年才回家一次。

“以前他就爱调皮捣蛋，经常被老师批评，有次还差点把同学弄伤；回家就只知道玩。我们罚也罚过，还让他写了保证书贴在堂屋墙上，可是完全没有效果。”骆先鸽说，“全靠了宋老师，骆宇杰自打在他那辅导后就像换了个人，听话了，也知道上进了，上年的期末考试就从全班的20几名升到了第4名。”

提起骆宇杰，宋迪泉也很感慨：“学生们其实都有自尊心，既要罚也要奖。孩子成绩不好，没做对的题目我就守着他重新再做；一旦有了进步，我便会去奖励他，让他知道这样的表现才是对的。”去年，骆宇杰就得到了宋老师给的10元钱进步奖，这学期他跟爷爷奶奶拍胸脯说，自己有信心去赢得更多的奖励。

“我既教他们文化，还教他们做人的道理。”课业辅导之外，宋老师还组织学生开展故事会，讲成功人物少年立志、勤奋好学和以身报国的故事。在他看来，现在的教育就是为这些孩子塑造着明天。

宋迪泉的“院坝学堂”名气越来越大，在沙坝社区，在高何镇，甚至在邛崃的客运班车上，几乎无人不晓他的名字。

宋迪泉上街，沿街的群众都热情地向他打招呼，“宋老师你好！”“宋老师来坐会儿！”“宋老师，我孙子也说想去你那儿补补课！”

“一条裤子闹革命”

其实，宋迪泉的家庭条件并不宽裕，在熟悉他的人眼里，他生活非常拮据，好几年都穿着那两件贴身衣裳，以至于有人打趣他“一条裤子闹革命”。

宋家住的是几十年前的木砖房，房梁上杂乱地堆放着朽木，只有三间屋子，里面都黑乎乎的没什么陈设。平时家里不开灯，靠着破损的几处瓦片漏出的光线维持生活照明，最像样的家具只有主屋里的电视机和一台冰箱。

宋老师的老伴今年72岁，没有收入，每天都要佝偻着身子去自家的三亩地里做农活。老人有五个子女，各自成家居住，唯有四儿子智力残疾，始终单身便跟着父母一起生活。

“每个月我都要给家里1000元作开支，我们吃的菜都是自家种的，生活上已经够用了，房子破点但还能将就着住。”宋迪泉强调自己并不缺钱，他也丝毫不计较对“院坝学堂”的投入，“我花的这点钱算得了什么？看着一批批学生长大，我喜欢得很。”

“爸爸这辈子就爱教书，也最喜欢小孩，他想把钱都用在娃娃身上就随他去吧，毕竟他岁数大了高兴最重要，家里人都还是很支持的。”宋迪泉的二女儿说。

不过，宋迪泉还是会顾及到家人的反应，有件事情他至今都瞒着没讲。

两年前，念中专的高汉为筹措学费而犯难。高汉父母离异，还有个弟弟在念书，家里条件非常艰难。高汉的父亲是宋老师的学生，得知这一消息后宋迪泉毫不犹豫就拿出3000元钱来资助他，而这些钱却是他攒了三年的全部积蓄。

宋迪泉笑着说：“我懂‘外交’，这事不好让家里人知道。”

还有一个学生要读大学，同样家境贫困，但由于没有像样的房产，银行不给贷款。宋迪泉当即把自己的工资卡往桌上一押，“我作担保，还不上我来还！”

宋迪泉有个泛黄的小本子，里面有几页密密麻麻地记录着100多名老人的身份信息，“这是前些年我帮大家办老年优待证时记下的”。宋迪泉说，他是退休教师，这些东西自然要比别人更清楚些，当然应该出面去帮大家办。几年下来，从高何镇到百公里外的成都，来来回回他跑了数十趟，而这所有的费用也全由他一人负担。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做些？钱花光了又怎么办？”宋迪泉说，“我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只图一个高兴。我都70好几了，钱没了就没了吧，本来也没打算要给子女留下什么。”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宋老师和他的“院坝学堂”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相信以后他的办学条件会更加宽裕。与此同时，当地政府也开始多方联系，积极为“学堂”和当地留守儿童争取到更多的爱心帮扶。

谈到未来，宋迪泉说自己的想法很简单，“等这批学生长大了，我就再教下一批，下一批长大了，我又继续再教一批……我会教到最后一口气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