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党的早期发展史一直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甚至党的“六大”将会址选择在莫斯科郊外，这种会址的选择，是否可以看做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影响达到了巅峰？

记者：还是可以说在早期是深受共产国际影响的。回到“四大”，“五大”在武汉召开是革命形势需要，那么“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可不可以理解说在“六大”上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达到最大，甚至说把开会地点都搬到莫斯科？

李颖：我们搞党史的人，我们都特别怕说“第一”、“最”这类的词，“六大”是不是“最”，这都不好说，但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影响都比较大，“五大”（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全程参加，而且陈独秀在“五大”做了一个报告，罗易在“五大”也先后讲了五次话，整个“五大”其实不是围绕着陈独秀的报告进行讨论，而是围绕着罗易的五次讲话进行的，“五大”的一切决议基本上都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精神为依据做出来的，所以这个影响也很大。

但“六大”为什么在莫斯科召开，不是说“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就达到顶峰，也不好这么说。为什么在莫斯科召开，它是国内、国际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时“六大”的召开已经准备一年多了，大革命失败以后，因为“五大”召开就没有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大革命很快遭到失败，所以急需要再召开一次党代会，对革命问题进行总结，制定新的政策，有好多问题需要回答。

但是当时国内白色恐怖，我们看电影30年代初的时候国民党到处杀人，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找到一个安全开会的地点就特别困难，找不到，找不到到哪儿呢？曾经想过好几个地方，瞿秋白就提到澳门，还有好多人提到香港，最后为什么选择莫斯科呢，有这么几个原因。

因为赤色职工代表大会，还有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都要在1928年春夏的莫斯科召开，另外少共国际也要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因为咱们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这三个大会都是要派代表参加的，这些代表肯定也是党的主要领导人，这些代表都要去莫斯科参加这些重要的大会，那还不如我们的党代会顺着就在那里开了。

有的时候国内开两个会，像我们有的两个会也是套开，他就想反正我们这些人要到莫斯科，莫斯科环境肯定是比较安全的，所以我们派的党的主要干部肯定都要参加这些会，同时我们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应该说这是比澳门和香港更有利的选择。另外我们确实也特别想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这一个是莫斯科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另外一个可以当面的现场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这是两全其美的一个选择。所以就选择了莫斯科。

记者：不是说可能影响达到顶峰影响，所以才去的莫斯科？

李颖：不是，是咱们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开会，于是请求共产国际能不能给我们找一个地方开我们的“六大”，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同意了，我们才去的。

记者：我们属于就近开共产国际大会。

李颖：不是人家说的要求咱们去开，是咱们请求去那里开。

记者：是我们主动提出的？

李颖：对。

记者：不是苏联（要求的）？

李颖：不是苏联说“你要在我们这里开”，不是，应该算是帮助咱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