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现实关注分配问题

分配问题，是邓小平晚年思考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他谈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从1990年4月到1993年9月，见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邓小平年谱（1975—1997）》的，在不同场合发表的谈话中，他谈及和着重谈及分配问题的就达六次之多。他直面现实而不讳言两极分化的出现，尖锐指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并富有预见地提出公平分配、共同致富将会成为一个很大很重要的问题。他在晚年对分配问题情系群众，萦萦于怀，见解深刻，期望殷切，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并加以切实解决的。

还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非常重视要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他曾经设想在这场社会变革中有可能导致的逆向发展的种种情况，诸如，他说：“社会主义与资产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又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⑧等等。但是，当现实生活中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决不应回避问题，更不会文过饰非，而是敢于直面现实，揭露和解决矛盾。这是对我们的事业有信心的表现，邓小平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榜样。他在晚年关于分配问题的六次谈话中，都尖锐地提出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特别是1993年9月他在关于分配问题见于记载的最后一次谈话中，非常坦诚而语重心长地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他还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⑨。这个忧虑，他在多个场合讲过。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始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原则，这就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他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其目的也是为了让先富的人和先富的地区能够帮助后富的人和地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曾设想到了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应该把共同富裕的问题提上日程。但后来的发展并非像原来设想的那样，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了，反而是扩大了。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他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0}。他还说：“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11}。

邓小平在谈到分配的问题时，总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在一起。他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就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提了出来。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12}。1992年12月，他在上海休息期间，看到《参考消息》的两篇外电报道：《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和《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其中一篇文章提到：“西方实行自由市场的自由派所面临的挑战将不仅仅是显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效率高，而且还要显示资本主义在分配上是公平合理的”。当时正是苏东剧变发生不久，在西方一些学者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能解决在财富分配上的公平合理问题，总有一天主张公平合理分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会重新高涨起来。这则报道，引发了充满忧患意识的邓小平的深深思考，如果说以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决定了它们不可能解决公平合理的问题，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解决好社会成员收入的公平分配，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此，他专门和身边工作人员谈到：“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13}。他特意要求工作人员把这段话记录下来，并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参阅，由此可见他对分配问题是何等重视。

由上可知，邓小平在指出两极分化这一现象出现的同时，就明确指出它的出现如果不加以有效制止必将会导致的严重后果。特别是他在1990年7月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就尖锐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14}。这是他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角度指明了两极分化的严重后果，这个警示是十分深刻而具有现实意义的。

在邓小平看来，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势必首先冲击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所必需的社会稳定局面。邓小平根据国际和国内的历史经验，一再指出，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就没有希望。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所说的两极分化会引发革命，是极而言之，也是根据历史经验指出的。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和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从社会根源上来说，都是由于出现了超过人民能够忍受的贫富不均、社会不公这一经济原因而引发的，所以历史上历次农民战争都有“均贫富”的主张。当然，近些年我们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是在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出现的，是属于人民群众还能忍受的范围之内，但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和重视。

邓小平还进而提出，我们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这个令人振聋发聩的深刻思想，实际上是同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的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的两个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相一致的，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揭示同一个命题。在他看来，在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证。而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是因为，所有制问题是涉及到判断一个社会性质的标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基础是生产关系，而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的性质，人类历史上正是按照这样的标准，区分为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确定和表明它的社会性质的。所以要坚持这样的标准，是因为生产资料由谁占有，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和在劳动产品中所占不同份额，扩而大之，它决定人们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和阶级势力。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意味着社会主体部分的生产资料不再成为剥削和压迫人的工具，而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拥有，这就为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证，也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如果这种占有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就是公有制被私有制所代替，这就不能不使社会性质发生反向的变化。而分配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重要内涵，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两极分化而不加以有效制止的话，这种两极分化势必危及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关系，因为这种现象的发生，它不但表明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到动摇甚至不再存在，而且它还会通过种种非法手段占有公有制下人们的劳动成果，使公有制名存实亡。所以，邓小平提出“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的重要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警示意义，是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并加以认真解决的。

邓小平正是基于对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的深刻认识，强调指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15}。短短数语，其重视与急切的心情可以想见。他自己就提出要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一定时候就要把共同富裕的问题提上日程，要调节分配、要做好调节税的工作，等等。他在这时特别提出要善于“回头总结经验，勇于改正缺点”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于我们寻找解决这一难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