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拍摄于2003年5月6日，北京地坛医院，通过照片中的仪器，发现了线索。这是透析机，地坛医院只有ICU才有，在医院宣传中心有关人士的协助下，记者才找到了他们－－北京地坛医院ICU的主任郭利民、护士张红宇。

　　2003年春夏之际，一场来势凶猛的传染性疾病－－“非典”由南至北席卷中国，由于其传播速度快、致病性强以及大量未知因素，引发了人们极强的恐惧感。突发疫情不仅对人们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而且对经济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

　　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全球在“非典”（SARS）期间经济总损失额达到590亿美元，其中中国内地经济的总损失额为179亿美元，占GDP的1.3％，中国香港经济的总损失额为120亿美元，占香港GDP的7.6％。

　　在这场4个多月的抗击“非典”的战役中，一张张面孔、一个个名字为人们所熟悉，并长久留在了人们的心里。钟南山、姜素椿、朱伟平、李晓红……这些医务工作者日夜奋战在抗击“非典”的最前线，甚至有些人为了挽救更多人的生命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当然，这样的名字还有很多很多。

　　“非典”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一所医院的命运，同时改变了这个国家对待急性传染病的政策。

　　认不清的脸

　　照片里的郭利民和张红宇一身上下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如果不是非常熟悉的人，完全认不出是谁。事实上，在联系采访抗击“非典”人物的过程中，记者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无法辨认照片中的人物，甚至医院的外宣部门也不能确认照片中人的身份。

　　这张照片拍摄于2003年5月6日，北京地坛医院，通过照片中的仪器，发现了线索。这是透析机，地坛医院只有ICU才有，在医院宣传中心有关人士的协助下，记者才找到了他们－－北京地坛医院ICU的主任郭利民、护士张红宇。

　　“这是一位SARS重症患者，我们正在准备做透析。”年届花甲的郭利民，对于十年前的事仍然历历在目，照片里的郭利民，为了看清仪器上的参数，不顾危险将护目镜推了上去。由于护目镜每天要用药水清洗，所以摩擦得厉害，郭利民本来就戴着眼镜，再隔着护目镜，根本看不清仪器上的读数。常年在ICU工作的郭利民，遇事非常冷静，每天上午都有条不紊地巡查病房，观察患者体征指数，下午则操作透析机或呼吸机之类的设备。

　　站在郭利民旁边的，是ICU的护士张红宇。她的工作主要有两个，照看病人和协助医生。有一次，在一位医生给病人插管时，不小心发生了痰液喷射，“我刚好站在医生对面，管子里的痰液直接喷到了我的脸上，当时感觉好像被子弹击中一样。”带着高传染性的病毒，就这样和张红宇来了个“亲密接触”。按照程序，张红宇应该马上撤离病房，更换防护服，但张红宇没有转身就走，而是冷静地用对讲机跟其他护士说：“你们谁来替我一下，我去换衣服。”等别的护士进来了，她才去隔离间把防护服换了。

　　“当时害怕肯定是害怕，但并没有慌，只想着要协助医生做好工作。”张红宇回忆说。

　　其实像郭利民、张红宇这些医护人员，每天接触“非典”病人的次数都很多，也是最易感染的人群。而正是他们，用自己的危险，换来更多人的安全，用认不清的脸，换来更多的笑脸。

　　医院险些被撤

　　郭利民和张红宇现在工作的地坛医院，位于北京市东北郊五环外，占地100亩，于2004年动工2008年投入使用，总投资将近10亿元，是一所以传染病防治为主的现代化综合医院。

　　而在2003年“非典”来临之前，地坛医院正准备与佑安医院合并，日期基本敲定在2003年5月。

　　在“非典”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威胁公共健康的传染病主要是慢性病，而北京市有两家“防传”医院，一是地坛医院，一是佑安医院。佑安医院有700多张病床，平时收病人也就三四百人，北京地坛医院有500张病床，多时收治病人300多人，少时只有200多人。“为了不浪费资源，所以要撤。”

　　而传染病专家们则不认同这一观点，他们的解释是，传染病院的住院率，不能简单地和普通医院相比。传染病院有很多特殊性，为了防止交叉感染，不是同一种病的传染病人，不能共用一个病房。比如，得乙脑的病人，不能和得猩红热的病人住在一个房间。传染病院的住院率70％，相当于普通医院的100％。

　　最后，还是传来了撤并的消息。

　　不料，“非典”一下子打破了原定计划，而地坛医院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传染病防治专业的特长，不仅救治了大量患者，还赢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称赞。2003年4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在考察地坛医院后说，“推广你们的经验，不但对北京、中国，甚至对全世界防治‘非典'，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之后一周内，地坛医院的工作程序被拍成录像，发往各地医院。2003年8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评价说：“在抗击SARS中，地坛医院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它是一个典范和领导者。”

　　就这样，“非典”改变了人们对于公共卫生的认知，也改变了地坛医院的轨迹。

　　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

　　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人们感触最深的除了对医护人员的敬佩，还有政府应急机制的快速启动。

　　虽然我国在1989年就颁布实施了《传染病防治法》，对疫情报告、公布制度以及隐瞒、谎报疫情行为的处罚做出了规定。但是有关突发性的疫情应急处理制度，只在原则上作了描述，为了完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国务院于2003年5月9日公布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在宪法和法律的授权范围内，建立了20多项制度和措施，对《传染病防治法》进行了强化和细化，与之相配，形成了完善的法律机制。

　　2003年5月14日，“两高”颁布了《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各级司法机关统一适用法律依法严惩“非典”防治期间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操作性、针对性较强的依据。这一司法解释是我国依法防治传染病危害的具体体现，对于防治“非典”乃至今后的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指出，当今世界传染性疾病仍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通过抗击“非典”，政府部门已经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有效的预警系统，此外在“非典”防治工作中，中国医务人员创造了世界最低的病死率，对社会稳定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