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证明“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朝鲜内战爆发后迅速演变为国际战争，是当时的世界战略格局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实行“一边倒”，使美国格外重视远东局势的变化，力图遏制所谓“共产主义势力”。在改变中国共产党内外政策的试探无效后，美国高层在1949年便开始筹划出兵干涉台湾，1950年2月的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使其下定最后决心，只待一个借口。同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两天后即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即发表声明宣布军事干预朝鲜，同时出兵台湾并大力支援侵越法军，从三个战略方向对中国构成了威胁。

美国以朝鲜爆发内战为理由出兵控制中国领土台湾，完全是践踏国际法准则的侵略行为。同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时，又针对其荒谬借口批驳说：“能不能设想，因为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就有权占领法国的科西嘉？能不能设想，因为墨西哥内战，英国就有权利占领美国的佛罗里达？这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设想的。”

美军入侵台海，使中国的统一大业就此受阻，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又使东北工业基地受到威胁，刚刚解放并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自然不能没有反应。面对朝鲜、台湾、越南三个战略方向出现的威胁，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强调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原则，选择了合适的反击地点。当时中国因没有海空军而难以在台海作战，出兵越南后勤供应又极其困难，只有在朝鲜战场同侵略者较量才最便于发挥自身的陆军优势。正如在中国从朝鲜撤军前夕周恩来在志愿军干部大会上对此总结的那样：“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较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看选择在什么地方。这个当然是决定于帝国主义，但同时也决定于我们。帝国主义决定在朝鲜战场，这个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也决定来抗美援朝。现在我们想一想三个战场，大家会懂，不论从哪条来说，如果在越南作战，更不要说是在沿海岛屿的作战了，那就比这里困难得多了。”

面对美国入侵中国领土台湾，新中国完全有理由采取反击，中共中央却考虑到国内的极端困难局面，进行对美作战准备时还是力争避免直接入朝参战。1950年10月上旬和中旬，面对朝鲜危在旦夕，十几天内中共中央又开会反复讨论，多数人列举种种困难而不主张出兵，苏联出动空军的问题上也一再退缩（开始称三个月内不能出动，最后声称其飞机不能过鸭绿江）。毛泽东经过许多天不眠不休地思考，曾两次要求入朝部队暂停行动，经最后权衡利害还是确定：“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泽东敢于出兵同美国进行较量，既体现了非凡的胆略，在战场范围、出兵时机和参战方式又表现出极其谨慎、量力而行的科学态度。中国参战之前先发出“不能坐视不理”的预先警告，出兵选择在美军逼近鸭绿江时，同时规定不在朝鲜以外攻击美军，并以非政府的“志愿军名义”出兵，为在局部战争条件下保持国内和平创造了重要条件。这些有高度策略性的措施，体现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所力争的是“朝鲜战争地方化”即不要扩大。

当时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对手是苏联，也不愿在亚洲过分地扩大战争，因此总统杜鲁门很快将主张对华开战的麦克阿瑟撤职。事实证明，新中国能在朝鲜这一局部战场与美国较量，便于集中力量对敌，能有效达到既援助兄弟邻邦又保证国内安全的作战目的。毛泽东作出的出兵朝鲜的决策，是他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也是一个决心正确、政策和策略水平都比较高明的决策。

抗美援朝虽有代价，收益却更为巨大

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基本回到了开战时的三八线位置，可谓平局。中国进行的二年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却是从鸭绿江边开始，取得了将世界头号强国击退500公里并挽救了邻邦的胜利，这一成就是任何熟悉历史且有正确立场的人都会肯定的。

新中国刚刚成立，便参加了朝鲜半岛上的一场当时世界上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局部战争，难免要付出一定代价。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先后有297万部队以志愿军名义入朝，直接消耗战费62亿元人民币，还对苏联欠下30亿元人民币（当时折合13亿美元）的军火债，战时牺牲15万多人（近些人因又有事后补报的因伤病死亡者，确认烈士为18万人）。中方付出的代价与战果相比，还是相对较少的，尤其是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条件下发挥很高的作战技巧，人力物力损失都远小于对手。按“联合国军”公布的数字，战时美军死亡共5.4万人，韩国军人死亡22万人，还有其他盟国的数千人，美国的直接战费超过200亿美元。

将抗美援朝战争的花费与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总量相比，其总量并不算太高。战争期间中国的整个国民产值达2000亿人民币，国家财政支出为600亿元人民币，抗美援朝战争的开销只占同期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正因为如此，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内顺利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每年经济增长率平均在15%以上。至1952年年底，我国工农业生产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并于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新中国站在“第一线”出兵朝鲜，让苏联站在“第二线”，这种民族牺牲也换来巨大的经济回报。在中国出兵朝鲜后，苏联领导人才改变了过去援华不大慷慨并有怀疑的态度，中国得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来经济援助。1952年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141个大型工程项目，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时又增加15个项目，形成了后来通称的“一百五十六项”（最后落实为150项）。这些援华项目的设备虽然还算成本费，技术转让却全属无偿，就此中国能以堪称世界上最低的成本奠定了工业化的最初基础。上世纪80年代时，解放初期主管经济工业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对此曾回忆说：“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比方说，苏联造了两台机器，他们一台，我们一台……那真是援助，体现了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苏联能够在援助中体现这种情谊，受中国抗美援朝的精神所感动可谓重要原因。有了这种援助，也使中国众多老一代人有那么深的“苏联情结”。不过一切事物往往带有两面性，若全面地看，在接受苏援时全面照搬苏联模式，也给后来中国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