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网，作者：佚名，原题：《万宝山事件：日方造谣引发北韩大规模排华》

1931年万宝山事件发生后，日本大造舆论，致电北韩各报诬称中国当局驱逐北韩侨民，在万宝山的侨农被中国农民屠杀等等，终于在北韩煽动起大规模排华事件。这一事件首先从仁川开始，迅速遍及北韩各地，给华侨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7月3日，万宝山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早晨，北韩仁川外里有数十名北韩人向华侨开办的商店、理发馆投掷石块。中国驻仁川华侨事务所蒋主任到当地日本警察署交涉，要求严加制止。事态的发展却恰恰相反，“不意报纸仍出号外，激烈宣传，鲜人亦到处撒传单，开会聚众，至晚8时，鲜人聚集二三千人，遂大举暴动”。暴动的北韩人见华侨就打，除一条中国街外所有华侨商店、菜园等均被捣毁。

7月4日，排华暴行更加猖獗，当晚9时左右，“鲜人复于外里地方呜锣聚众，集成5000人左右大举暴动，手持木棒、铁棍、刀斧等到处搜索、击毁”。到7月5日为止，仁川一处华侨“被击毙者有三人，有数人性命不保，其伤不至死者二三十人”，财产损失则达日金9万多元。继仁川排华暴动之后，北韩各地出现了排华暴行。7月5日晚7时，平壤暴民“手持棍、棒、刀、斧、石块等凶器，并携带手电筒对于华侨家房，不问农工商贾，分队轮流袭击，遇我华人，不论男女老幼，恃民殴打至死，毁掠财物，焚烧账据，且带有引火燃料，随处设法放火”。据7月9日统计，平壤华侨死109人，伤163人，下落不明者63人，损失财物达日金254.5万元。

平壤之外，在汉城、釜山、元山、新义州等地也出现类似殴打华侨、焚烧华侨商店的严重暴行。许多华侨走投无路，只好越境回国，到7月10日为止达4500人，至7月底回国华侨人数已超过“全鲜侨胞人数的三分之一”。回国华侨“皆头破血出，身无长物，狼狈之状，不堪言述”。

关于“万宝山事件”

万宝山位于长春西北约30公里的长春具三区境内。这里完全是中国政府所辖之地，既不是“满铁”附属地，也不属于1909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日图们江界约》所定的特区。1931年4月间，“长农稻田公司”经理郝永德，在万宝山地区租得肖雨春等生熟荒地400余垧，为期10年。呈具有案。“查租种稻田例须经过官府许可之程式”，但是郝永德不经县政府批准，就擅自将上述土地转租给被日本帝国主义剥夺了土地而流落到中国来的北韩农民李升熏、李造和等9人耕种，也以10年为期，此项契约也未交报长春县政府批准立案。到5月上旬，在长春居住的北韩农民40户计200余人移居该处，立即从事开垦。此处地势甚洼，北韩农民为了引伊通河水灌溉，便着手在中国农民的熟田里开设一条引水渠。

5月31日，长春具政府派县公安局长鲁绮率步骑兵200余名，到马家哨口制止北韩人挖沟修渠。就在这时，日本驻长领事田代派土屋波平、高桥和两名日警赶到万宝山，胁迫北韩人继续动工。6月1日北韩人仍未停工，挖沟人数最多时达170余名，态度也变得十分强硬，声称他们是“受日人命令来此种稻，至死不能停工出境”，6月30日，长春县二区三区受害农民500余人在万宝山召开“反对日警嗾使韩民筑堰后援大会”，决议联合各受害村庄，按户出工，进行填沟平坝。7月1日，在后援会的号召下，“民众三、四百人各持锹锄，填塞韩人所开之水道，长及二里有余，日警骤向民众开枪”。

7月2日，矛盾冲突终于爆发。约在早晨7点30分左右，中国农民四五百人各执铁锹镐头向水沟方向前进。8时左右，日本警察向中国农民猛扑过来进行镇压，“是时有日人11名在壕里见民人即行开枪，民人见日人开枪射击，恐被其害，并开枪向空中还射，约有半时之久”。11时左右，驻长日领田代派日警30余人分乘两辆卡车增援万宝山，下午3时左右到达马家哨口。下午3时，田代又派守备队骑兵50名由长春赴万宝山。午后到傍晚这些日警奔入稻田区，“赴各村捕人，并搜缴华农自卫枪弹”井“将村民捕去十五六人严刑吊拷灌煤油及辣椒水”，中国农民受尽日本警察的残酷折磨。接着，日方加派大批警察携带枪炮至万宝山一带布防，遍布地雷，挖掘战壕，禁止中国人在5里之内通行。在日本警察的武力保护下，李升熏等人完成了引水工程，并于7月11日通水，由于伊通河中流垒坝截流，水涨时淹没2000余垧良田。

大坝放水以后，日警仍未放弃对中国农民的镇压。7月15日，日警传知附近民户“到马家哨口看演机关枪，演毕询问该民等‘前次平沟有无在内？’又问‘日人买菜汝等为何不卖？’‘你们知道吗？此为机关枪，一秒钟能射若干响，你们如不怕，再有格外举动，我们用此枪即将你们均行打死’”。当场还把一个空瓶抛入水中用机枪打得粉碎，然后又威胁中国农民：你们再敢填沟，就像酒瓶子一样打个粉身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