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中国不满一年，石原进行了三次“参谋旅行”。在哈尔滨乘汽车实地侦察，作攻占前的地形判断；研究了松花江渡江作战和占领哈尔滨后的前进阵地。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的进攻与防御、兴安岭东侧地区可能发生遭遇战等问题，都在他那个不疲倦的脑子中理出了头绪。后来令裕仁天皇赞叹不已、以“最高机密，应急计划”存入皇家秘密档案的《国家前途转折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就是石原莞尔在侦察旅行的路途中，在巅簸不已的火车上完成的。

完整的事变蓝图绘制出来了。石原提出的要点是：

一、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生存的惟一途径。只有对外扩张才能消除国内的不安定局面。为了正义，日本应该果断地行动。即便从历史的关系上来看，满蒙与其说是属于汉民族，莫如说是属于日本民族。

二、解决满蒙问题的关键由帝国军队掌握。只有日本占领满洲，才能完全解决满蒙问题。对中国外交也就是对美外交。就是说，要达到上述目的，就要有对美作战的决心。

他还提出了由七个总督来统治中国的方案：长春为满蒙总督，北京为黄河总督，南京为长江总督，武昌为湖广总督，这四个总督由日本军人担任；西安为西方总督，广东为南方总督，重庆为西南总督，这三个总督由中国军人担任。日本人经营大型企业和从事脑力劳动方面的事业，朝鲜人开垦水田，中国人从事小商业或体力劳动，以图共存共荣。

连集团的最高负责人板垣征四郎也像普通学生那样，热心听取石原莞尔对“解决满洲问题”的讲述。

西方人在战后评价说，石原莞尔是日本陆军少壮派中最有创见的战略家。

更是日本陆军中最为刻苦、最为拚命、胃口最大的野心家。看看其“七总督统治中国方案”、“日本人经营大型企业和从事脑力劳动，朝鲜人开垦水田，中国人从事小商业或体力劳动”设计，其战略之疯狂已经无以言表。石原毕业于陆军大学，1922年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情势。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扩张上面。回国后任陆军大学教官期间，起草《日本国防的现在和将来》，说“人类的最后斗争，正如日莲（注：日本和尚日莲13世纪自创日莲宗，为日本独创佛教宗派之一）所说，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斗争’。从军事上来看，它也已迫在眉睫。当飞机能在全世界自由自在飞行之时，也就是这场大斗争开始之时，也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大战”。

历史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不论从石原莞尔或是北一辉身上，你都能看到法西斯分子在追求他们理想的时候，是如何之坚忍与刻苦。这些人并不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样只会狂热地呼喊万岁和砍头那么简单粗暴。

他们越是艰忍刻苦，对别的民族就越是危险。

关东军“三羽乌”的最后一头鸟：土肥原贤二，后面会专门谈及。这里只提一句：1931年8月18日，事变的30天前，这个玩弄阴谋就像主持正义一样庄重的土肥原贤二大佐，由天津特务机关长调任为奉天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事变后第三天，他就公开出任奉天市长。

回到先前那个问题：为什么等级极为森严、上级可以抽下级耳光的日本军队中，竟然出现下级军官左右大局、最后甚至越级指挥的现象呢？

对日本统治者来说，有一种更深层次的考虑。

首先是那个直接培植、间接支持少壮军官们的裕仁天皇。从河本大作到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无法无天的少壮军官们不是参加过宫内的大学寮、就是反长州藩的驻外武官集团，基本都是一夕会或樱会的成员。

天皇乐意与他年龄相仿的这些年青军官在前面打头阵，却不用承担他们失误的责任。所以表面上一切都由参谋们越权直接指挥部队进行，实际一切早已规定停当了。

这也造成日本政局出现一种奇怪的局面：所有人都知道马上要入侵中国东北，但见不到任何指示批复或成文的命令。

事变的准备，是早就开始且有条不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