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杭州公交车上，因为一青年没有给一名孕妇主动让座，被孕妇同行男子掌掴。这次事件在网上引起讨论，很多人并没有谴责没让座的青年，而是批评打人者的粗暴行径。让座究竟是不是义务，社会对于让座的态度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让座简史。

　　谈到让座，首先要有公交。1906年，中国出现了最早的公交线路－－由比利时电车电灯公司运营的天津白牌电车线路，从此，我国步入了公交时代。而中国最早建设完善公交体系的城市是上海，1914年11月开通了无轨电车线路。1922年，公共汽车最早在上海出现。

　　随着公交系统的发展和时代的推进，人们逐渐接受了这项新事物。使用的人多了，开始有人主动给老幼孕乘客让座。但是这一切都是自愿的行为，没有社会倡导，也没有他人的道德监督。

　　1934年，民国政府开始推行“新生活运动”，被誉为“国之四维”的“礼义廉耻”成为新生活运动的中心思想。当时的《新生活运动须知》第九条“新生活中之行”里有一句“乘车搭船，上落莫挤；先让妇孺，老弱扶持”，针对乘车过程中的让座行为提出了价值性倡导。这场意在“改造中国国民习性”的运动贯穿了整个抗战。

　　解放后，“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拾金不昧”、“为人民服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等等成为特定年代的道德符号。大力倡导人们追求公共利益的理想逐渐冲抵了人们对于私欲的追求，而1963年开始的“学雷锋”活动更是把对公众的社会道德要求推向了高峰。

　　这张1973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印刷的宣传画就展示了当时社会对于让座行为的倡导，值得注意的是，这张宣传画印数为256000张，可见其宣传力度之大。

　　改革开放后，“五讲四美三热爱”成为贯穿80年代的经典口号。1981年2月全国学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央爱卫会等九个单位联合提出倡议，大兴“五讲四美”之风。1983年3月，中央成立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之后，各省市自治区也都分别成立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整个活动在中央的推动下大力向基层拓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众的道德和行为在自觉的基础上接受着广泛的社会监督，公车让座依然是普遍的社会现象。

　　现在，之所以让座的争议增多，一方面是道德原因，另一方面是民众对于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更为明晰。一些措施，例如老弱病残孕专座、折叠式座椅，也在以制度的姿态将特殊座位和普通座位区分开来，通过明确规则来明确义务。至此，让座行为似乎又回到了“自愿”的阶段。

　　从历史来看，社会对于“让座”的道德要求呈现出“两头松、中间紧”的态势。其实谦让未必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杭州小伙没有让座不一定是道德退步，但是民众能够从个人权益出发谴责打人者，则一定是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