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全国各地有关“让座”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围绕着个人权利和公共道德两个词汇重提这一被谈论多年的争议话题，让，或许毋庸置疑，不让，在权利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似乎也变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可选项。但是，个人权利伸张和公共道德约束之间，难道在当今的中国真的已经成为一对矛盾？

　　要回答这一问题，似乎当前的争论并不能给我们提供可信服的答案，即使在将个人权利意识视作生活标配的英、美等国，“让与不让”同样是一个问题，乃至于有人在《华尔街日报》上发出了“绅士已死”的慨叹。在此条件下，不由得令人怀疑，个人权利的全面伸张便能够带来公共道德的全面向好吗？人们在进行充分的取舍选择之后，便一定能在公共领域得到最优结局吗？

　　无疑，事实与理想又一次让人纠结不已。但是，如果我们以另外一个视角，“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区别来观察，也许这个问题会得到更多的认识交集。

　　在我们以往的文化道德认知中，在对于是否让座问题上，所提倡的无条件给“老幼病残孕”让座，便是基于集体主义理论衍生而出。这种“集体主义”所衍生的道德隐含的意味便是为了群体的存在，个体要做出一定的牺牲。在现成的一套社会规范面前，个体要做的只是各安其分地遵守。所以，老年人、孕妇需要特殊照顾，这个命题本身即不言而喻，即便本人否认，也只是因为谦虚，当不得真。

　　而西方文化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需要帮助的人应该自己声明这一点，提供帮助的人，应该争得对方的同意之后再实施帮助，这是相互尊重的表现。所以他们经常会先问“是否需要我的帮助？”意思是说如果你需要帮助，请告诉我。别人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就提供帮助，就会显得唐突。

　　这无疑体现出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体主义文化的细微差别。不仅如此，西方人（尤其美国人）更讲求法律上的权利，他们虽然也认为让座是道德的，但更相信一个人有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让座的权利，即使这样做“不道德”。

　　谈及道德，康德是不得不提的一位哲学家。在他看来，道德是先天的而非经验。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并不在于客观上是否符合道德法则，而在于它是不是出于道德法则，因而判断的标准不在“效果”而在“动机”。

　　举例来说，一个年轻人给老人让了座位，从结果上看，他做的不错，但如果他这样做的原因只是因为忌惮不让的行为会受到集体（车内其他乘客或者全社会）的批判或者惩罚，那么这并不算作有道德。只有当他没有任何外在动机而只是为了爱护的目的而爱护之时，这个行为才可以算作有道德。

　　康德在评判道德时提出了“假言命令”与“定言命令”两个概念。假言命令属于条件式：“如果……就……”，目的与手段是分离的，例如“你如果撒谎，就将失去信誉”，所以为了不失去信誉，我不说谎。此时，不说谎讲诚实并不是为了诚实本身，而是有其他的目的。定言命令则不同，他表示的是“我为了诚实而诚实”，在此处目的与手段则是统一的，道德恰恰应满足定言命令的条件。

　　就此而言，“让座”在集体主义氛围下，可能并非本意，而在个体主义氛围下，则肯定是基于道德的认知。那么，我们又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