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空间艺术，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当代城市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美国城市学家凯文·林奇认为，地标性公共空间艺术，作为城市空间的点状要素，是人们体验外部空间的参照物，这种具有明确特征性的构筑物，是人们识辨城市空间、审美和描述城市地理空间的重要依据和参照物之一。

　　在全球各地的现代城市，几乎都存在着各具特色又具有普遍审美认同感的城市空间艺术，然而城市空间艺术却并不是城市规划与建设中随心所欲的产物，它必须考虑和结合城市人群的审美接受和情感经验。

　　争议是可能存在的

　　在2011年，迫于公众对诸多城市公共空间艺术的强烈批评和谴责，韩国政府修改了城市公共艺术的相关法律。而在此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韩国法律规定，建筑开发商在承建大型建筑物事必须留出1%的建设成本用于公共艺术项目，这条法律实施的结果是，首尔充斥着上千奇形怪状的雕塑作品，比如无比巨大的稻草人，背着背包爬上高楼的大猩猩等等。但大部分公共艺术雕塑并不被市民和旅行者卖帐，市民或旅游者纷纷指责其影响市容、丑陋不堪或来历不明。政府不得不修改法律以改变这种状况。

　　在这些建筑中，公众指责最为激烈的，是1996年韩国一家钢铁公司邀请美国雕塑家法兰克·史特拉制作的“阿玛贝尔”，由于很多首尔居民认为它太丑陋，政府试图将其搬入韩国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但搬运费就得40万美元，政府只好在周围种树遮挡。

　　无论城市公共空间艺术的设计者和制作者如何设想，但作为公共建筑，必须考虑它和周围城市建筑、城市地理空间的关系以及民众文化心理接受。当然，有时候一个新事物的接受，也需要一个过程，即使在今天全球闻名、作为巴黎和法国象征的埃菲尔铁塔，在其最初建成的时候，就立即遭到了大部分巴黎人的冷淡和拒绝，如果说市民的审美能力缺乏专业性和前瞻性，那么建筑专家和城市规划专家尖刻的批评就不容易被忽略了。

　　为了反对埃菲尔铁塔，在这一地标性建筑实施之前，《泰晤士报》上甚至刊登了由300人签名的呼吁书反对埃菲尔的设计方案，其中不乏莫泊桑和小仲马这样的文化名流。在铁塔落成之后，批评的声浪依然经久停息。正因为这种持久而强力的批评，埃菲尔铁塔差点被法国政府拆掉，后来因为铁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无线电通讯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才使反对呼声逐渐平息。

　　近年来遭受争议的城市公共空间艺术作品并不少见。加拿大多伦多的李秦水晶宫便是其中一例。这座由当代“解构主义”建筑流派风云人物李伯斯金设计的水晶宫博物馆，从建成开放就引起两种极端的争论。“李秦水晶宫只是李伯斯金的个人表演，它让世界愤怒”，《环球邮报》建筑评论家罗从说，“它给人带来压迫感，令人焦虑，是邪恶的。”与此同时，《多伦多星报》建筑专栏作家休姆则认为它是多伦多一座里程碑式的建筑。

　　尽管李秦水晶宫在造型上咄咄逼人，与周围传统风格建筑冲突尖锐，但事实上李伯斯金还是尊重了周围的城市环境——他让李秦水晶宫北面临街形成了面积巨大的城市广场，人们可以去那里休闲散步，还可以举行音乐会等各种公共活动，给城市带来了活力。

　　如何保证公共艺术是有价值的？

　　城市公共艺术是为城市本身服务的，在欧美地区、日韩以及甚至中国的香港台湾，相关立法都保证了城市公共艺术建筑的经费，美国1959年的立法规定，城市建设经费中必须有1%的资金是用来进行公共艺术建筑的。而欧美等国家的公共艺术之所以能够真正地提升城市的文化美誉度，其充足的资金保障、严格的法规制度执行，运作体系与机制的有效保障，以及文化性格的延续传承，对公众的审美情趣的尊重，相关意见的收取，都是不可或缺的。

　　以美国芝加哥为例。1978年芝加哥市议会通过公共艺术的相关规定，每一个建设方案都要设立专门的顾问小组，共7位成员：一位负责工程的市府官员代表，一位文化事务处职员，一位建筑师，两位艺术家和两位社区代表。这7位顾问定期开会，第一次会议主要由文化事务处介绍项目，第二次为现场踏勘，第三次基于认知提出自己认为理想的艺术家候选人来参与竞争。候选人可以在常年设立的人才档案库中选择，也可以按个人所知熟悉的艺术家提名，第四次会议则专门讨论候选人，拿出名单和相关情况，上报市公共艺术委员会，如果人选得到了艺委会的批准，艺术家就进入创作。如果两个单位就此还没有达成统一，就召开联席会议，到有结论为止。然后就进入了具体设计方案的竞争程序。

　　在美国大部分地区，公共艺术法案都要求其在运作上透明公开，在征集艺术稿件中，行政长官一般不是最后的决策者，只有艺术委员会才是决策者。当然，有的城市的艺术委员会，是根据法律程序由主管公共艺术副市长或市长聘任的，召集人就是市长自己或副手，或者是他委托的管理公共艺术的官员，在决策中行政长官只有一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