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南部发生数万人大逃亡后，政府和民众的注意力在第一时间集中到了谣言传播的技术平台，社交网络成为“祸首”，问题是，当网络社交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时，政府和官员为何没有融入其中并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生活在印度南部文明城市的东北邦人日常体验到的恐惧和不安，为何没得到有化解？

　　前不久，一场疯狂的逃亡正卷席印度。这一疯狂的行为让印度民众、政府以及这个世界看到了什么？

　　社交媒体被认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短短两天内，廉价的群发恐吓短信在印度多个城市迅速传播并掀起巨大的风浪。人人都看到了手机短信传播的巨大社会威胁。印度政府更是直接禁止短信群发长达两个星期。

　　虚拟社会推动了谣言的第二轮传播，并为谣言的放大和变异发挥了根本性作用－－在全球范围内拥有9.55亿用户的facebook，在仅印度就有5千万用户。

　　网络是如何为谣言推波助澜的？BBC报道说，一则Twitter信息称，“现在基本所有的东北邦居民都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城市”。这也就意味着25万东北邦人离开了城市，这显然不是事实。另一条Twitter信息称，一些居住在班加罗尔地区的东北邦人收到了恐吓信息，被要求在5天内离开。这条信息不但没有事实根据，而且与大部分Twitter信息一样都无法提供信息来源，一些记者在发布Twitter信息前也没认真辨别核实信息。

　　印度CNN－Ibn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拉吉德普·萨尔德赛发布Twitter信息称，“这次大规模逃亡事出谣言，思想健全的印度人会孤立那些利用Twitter和短信散布仇恨与谎言的人。”新德里电视台的巴尔克哈·杜特认为，“变成了恶毒、盲从与怨恨的流沙。”但为什么那么多人在谣言中无法保持理性认识？

　　印度政府对此如何反应？印度媒体报道说，一名地区党派的著名国会议员提议让社交网络“关机数日”，由此可见，他对如何使用并无概念－－印度多数的对技术抱有恐惧心理的政府官员，对社交网络毫不了解，更不要说正确处理。

　　面对已经完全成为大多数人生活方式的网络世界，任何缺乏常识的处理办法，都可能引来更严重的后果。印度媒体报道说，有官员建议屏蔽发布“异议信息”社交网络，很快就引起民众反弹。

　　事实上很多印度官员有能力熟练地融入社交网络生活，并有效地利用之，这种交流应当成为常态。如果在逃亡事件刚刚发生时，印度官员们能够如此，那么事态可以更快地平息－－最起码会有效地制止这种最廉价的一种恐怖袭击。

　　当然，事情的发生并不仅仅是社会网络单方面的原因。在应对事件中，几乎所有相关城市都城市甚至包括中心城市，政府都表现得相当无力。最离谱的是，卡纳塔克邦还开始指导群众逃离。处理群众恐慌事件的能力，对任何政府来说都是最重要的能力之一。

　　一个能引起如此大恐慌的谣言，必定有其“可信度”的现实背景。许多年来，对南部周围环境的恐慌，已经是印度东北邦人的日常体验之一。印度东北部的德拉古法典同时导致一种对公民的歧视，看起来“体面”的人会受到保护，而看起来生存状态不佳的人以及所谓的“叛乱分子”，则是受歧视的，他们的确在这些城市里没有安全感与归属感。在这些真正的现实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谴责逃亡民众的愚昧，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