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份善意的呼吁，“新二十四孝标准”在某种意义上“绑架”了中国人的集体情感。很多人在表示惭愧之后，面对这份难以兑现的孝心，感到无力和心酸。

　　2012年8月14日，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办、全国老龄办、全国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共同发布了新版“24孝”行动标准。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表示，新“24孝”行动标准与旧“24孝”形成对比，就是想告诉大家，时代的脚步在不断向前迈进，“我们对‘孝’文化的理解，既要传承又要有创新”。

　　当这份“新二十四孝标准”被广泛传播的时候，很多人面对新标准“表示惭愧”、“深受刺激”，觉得自己欠父母太多，很多人同时也表达了自己面对此事的心酸无奈。

　　“孝”是中国人的常识，也是很少受到质疑的传统价值观之一。然而在全球化的当下时代，绝大多数人都被急剧发展变化变化的时代洪流裹挟前行，传统意义上的“尽孝”，对很多人来说早已力不从心。

　　“如果对照新二十四孝标准，我绝对不是个孝子，”年过三十的大学教师李跃说，“不要说这个标准了，即使比这个标准在简单一些，我都做得很少。我很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但是时间和距离都是问题”李跃说。

　　“新二十四孝标准”让许多人感到惭愧，它某种意义上唤起了人们心中淡出已久的亲情眷恋和家族情结。中国人很难对“孝”说出一个不字，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同样经历着高速发展城市化狂潮。时代的巨变在拆解传统的生活观念和方式，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许多人事实上难以尽孝的现实。

　　“面对这个新标准，我觉得其中的倡议或要求一点都不为过。为了我在北京能正常地生活，父母几乎付出了自己一辈子的所有，而我却没能对他们回报什么。”陈姗，一位供职于某设计公司的白领，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不孝”，同时觉得父母对自己做出巨大付出的同事，又有一些她难以接受的要求。

　　“新二十四孝标准”作为一个倡议示范性的文本，其本身并不严苛，但即使面对这样一个简单的呼吁性要求，又有多少人敢说自己能做到？在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新二十四孝标准”在某种意义上集体“绑架”了中国人的情感。

　　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夏学銮表示，新版“二十四孝”出发点是好的，它的意向、动机是非常好的，从物质关怀、精神关怀、心理关怀、身体关怀等几个层面，来规定子女的孝道。它也反应了当代中国社会老年人对子女在需求上的变化。

　　但在当代中国社会，由于长期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城市和乡村老人的境遇差异很大，因此需求也不尽相同。在养老体制相对健全的城市社会中，很多老人尤、其是长期在体制内工作的人群，能够在经济上不过分依赖子女的支持，他们对子女的期待是更多精神层面－－正如新二十四孝中所反应的那些内容。由于城市中青年群体在生活方式和观念上也越来越多地接近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婚后家庭新成员的加入，更多的人选择远离老人独立生活。这一现实导致城市“空巢”现象也在逐年增加。

　　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博士说，“传统上讲，老人有赖于子女的关照和经济支持，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出现打破了这种旧模式。”

　　在农村，“家庭养老”目前依然是主流模式。乡村“空巢老人”通常辛苦一生却没有多少财富积累，他们对子女的需求，无论是经济支持和精神安慰，都显得十分突出。由于子女背井离乡的城市打工谋生，要将“孝行”落到日常行动，就变得尤为困难。对于在城市打工谋生的农村中青年子女而言，自身生存和发展已属艰难，更无力带老人一起来“享受”和尽孝。

　　“新二十四孝标准”的发出，无疑触痛了有心无力者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