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孩子营养，是一个文明国家不可绕行的选择。去年秋天，中国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按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由国家每年投入160多亿元中央财政，为试点地区相关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然而，营养餐在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种种问题，令人揪心。

　　最近贵州织金县小学生吃营养早餐后，疑似食物中毒，把营养餐问题推向了关注高潮。尽管“疑似”这两个字，为这起事件的性质起着某种遮蔽作用，但是，这起事件暴露出来的营养餐管理乱象，已经足以说明，公众对营养餐的质量怀疑，绝不是空穴来风。比如，在贵州织金学生营养餐决定供应商的招标会上，来自卫生与工商部门的代表都投了弃权票，但这两个关键部门的弃权票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

　　这种情形，其实与很多公共管理问题一样，属于“有程序，没正义”。营养餐在实践过程中，各个环节需要满足的程序，往往都并不缺失，既有政府公共财政的保证，又有招标流程的规定，还有补助方式的设计，问题是，摆出来了这些流程设计，但在具体执行的细节中，却又往往呈现出漏洞百出的尴尬，最后只是流于形式。于是，制度在实践中被打折，营养餐也不能把营养真正送到学生那里。

　　事实上，尽管营养餐上面有了公共政财做保证，到下面，却还是改变不了遭受雁过拔毛的尴尬。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此前广西暴露出学生3元钱的营养改善补助并没有被“全部吃进肚子里”，之间还出现了一元差额。当然，当地官方回应，这一块钱不是利润，只是被用到了运费、搬运费、汽油费等多项支出中了。如果再往细节深处探询，还会发现更多的相关悬疑，民意与权力的博弈，也就掉进无休无止的争议陷阱。

　　面对太多的“疑似”与“悬疑”，相关责任主体在回应时，总是可以放到大的制度框架下，说起来振振有辞，冠冕堂皇。到最后，只剩下公众一头雾水的疑虑，看不到任何主体去承担责任，眼睁睁地看着营养餐不能真正给予学生营养。中国很多问题，也都是说如此，有制度，有资金，但在执行过程中，却总是会走偏了。比如，食品安全问题也是如此，有太多的制度规定，但食品安全仍然成为这个时代公众无法祛除的伤痛了。

　　从这个意义讲，营养餐作为一项善政，不能得到信仰与执行，才是问题本质。一项善政，必须得到真正信仰，才能更好的执行。营养餐维系着巨大的公益性，也必须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当然，现在各地营养餐暴露出来的问题，更多聚焦在执行层面。再举一些相关事件，比如，在云南宣威市，某小学给学生提供的面包是“三无”产品；在青海，竟然还有学校将营养餐补助款用来采购萨其马等零食。种种情况都说明，营养餐在实践过程中，很容易成为各个环节的主体眼中的唐僧肉。由于信息不对称，公众缺少知情权，也就难以行使监督权，造成相关权力肆无忌惮。

　　包含着复杂利益博弈的营养餐问题，需要从法制完善、管理监督和资金筹措等等方面来公共承担。从制度与资金的角度，现在形成共识并不难。问题是，如何改变这项善政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才是关键。面对种种执法不公，权大于法、制度执行难的等等现实困境，面对相关监管体制混乱，很多问题“政出多门、推诿扯皮”的沉疴固疾，营养餐要寻找到一种不被毁损的突围之路，需要公共管理部门真正沉下心来，厘清思路，最大程度进行信息公开，来还公众知情权。营养餐也只有充分地被公开透明执行，最后才能把营养真正输送到迫切需要的孩子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