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党政体制从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成为执政党到1990年3月苏联产生第一位总统前，可以说是一个一贯的体制——“党掌握政权，党管理国家”的体制，“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成一体”的体制，党领导政、政服从党、执政党地位高于国家政权地位的体制。

根据《苏联共产党章程》，苏共“是社会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苏联共产党章程》还规定：“在苏维埃，工会、合作社和劳动者的其他群众性组织召开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以及这些组织由选举产生的机关中，凡是有党员三人以上的，应当成立党组。这些党组的任务是在非党群众中全面地加强党的影响和贯彻党的政策。”“党组服从相当的党的机关：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党的边疆区委会、州委会、专区委会、市委会、区委会。在一切问题上，党组必须严格地和始终不渝地遵循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在苏联军队中也设立党组织，保证在武装部队中贯彻党的政策。这样，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党的自身独立的系统，另一部分是深入到国家政权、军队、工会、共青团、工厂和合作社等生产单位、其他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即在各级国家政权、军队和各种组织中建立党组。这些组织机构中的党组，必须服从该组织机构外的相应层级的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决议。

根据《苏联宪法》，苏联的国家政权机关是：（1）苏联最高苏维埃最高权力机关；（2）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3）苏联最高苏维埃常设委员会机关；（4）苏联部长会议，下设政府各部；（5）苏联最高法院；（6）苏联最高检察院。

列宁曾提出过党政分开的观点。1919年3月俄共〔布〕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他提出：“无论如何不应当把党组织的职能和国家机关即苏维埃的职能混淆起来。这种混淆会带来极危险的后果……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来贯彻自己的决定。党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是代替苏维埃。”

1922年俄共〔布〕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前，列宁在写给莫洛托夫并转中央的信中又进一步提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与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

但是，列宁没有来得及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就去世了。

苏联后来长期实行的党政领导体制是在斯大林时期定型的。1921年苏共十七大后增加了九个部，大部分与政府机构职能重叠。1922年4月，斯大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苏德战争爆发后又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和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直至去世。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曾经在《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一书中指出：“没有来自下面的巨大压力，我们无法期望许多今天名义上的领导人会向他们的制度挑战，不管这个制度多么不合时宜。因为这个制度给了他们威望、金钱和权力的幻觉。有些不同寻常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官员一开始就支持政治转型的斗争。但大部分人只有当来自外部的要求不可抗拒，或者危机四伏，已发展到暴力的边缘，从而他们觉得别无选择时，才会采取行动。”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斯大林的后继者们虽然都看到了斯大林体制的弊端，但他们毕竟又是这种体制的受益者，并希冀继续从中受益，因此就使得这种体制长期惯性运作，历史的积弊也依然故我。

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期，还在不少方面作了强化：（1）在苏共二十三大上，将中央主席团更名为中央政治局，把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改为中央总书记，从而恢复了斯大林时期政治局和总书记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称谓。（2）接受赫鲁晓夫被免职的教训，第一次在党章中规定“中央委员会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这就意味着只有中央全会才有权罢免他，像赫鲁晓夫那样被中央书记处和主席团罢免的状况就不会再出现了。（3）恢复了从前被斯大林强化、后被赫鲁晓夫取消了的内务办公室（总书记的秘书处）的作用。勃列日涅夫还把自己的办公室成员安排进党的高级机关，办公室主任是苏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办公室的其他成员除一人外全部都是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或者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这就远远超过了斯大林时期（斯大林的办公室主任波斯克列贝舍夫仅为中央委员）。

党的许多领导人贪恋权位，长期占据大位不放，中央领导层严重老化，出现老人政治、病夫治国的局面，也以勃列日涅夫时期为盛。勃列日涅夫主政后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中央委员连选连任的为80%；到1976年的苏共二十五大，连选连任则接近90%。1981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都是二十五大时的原班人马。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任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平均年龄分别为61岁和54岁，到1981年二十六大时，政治局成员平均年龄上升为70岁，书记处上升为68岁。

上行下效。各加盟共和国和州一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变动也很少。1976年至1981年两届加盟共和国的代表大会期间，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除去世和正常的工作调动外，没有一个被撤换。1978年至1981年两届州党代表大会期间，156名州委第一书记中只换了5人。1974年至1981年，在80多名政府部长中也只换了14人。

《苏联政权史》这部书对这一时期的苏共政治生态作了如下描述：“国家政治领导人老态龙钟。跟随勃列日涅夫多年的安·帕·基里连科变得萎靡不振，他的大脑开始萎缩。勃列日涅夫身边的战友索洛缅采夫、吉洪诺夫、葛罗米柯、契尔年科、库兹涅佐夫等人，在年龄上与他不相上下。苏联国内的政治时钟停止了走动。而让时钟走起来的标志是，这些老人们步履蹒跚的身影几乎每天晚上都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们的胸前挂满了金星，或者互相祝贺又一个纪念日的到来，或者给别人授予奖章，或者自己接受奖章，或者口齿不清地照着稿子发表简短的讲话。”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梅德韦杰夫也评述说：“1978—1982年这一时期形成的苏联领导核心已无力克服客观形势的不利影响。而且问题也不仅仅在于因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基里连科，部分地还有柯西金年事已高，重病缠身，每天只能工作几小时，满脑子只考虑自己的健康问题。让我们回忆一下：列宁在1922—1923年间也患重病，医生常常只允许他一天工作10~15分钟。但是他在这段时间里说的、写的和口授的东西几乎是他留下的遗产中最重要、最成熟的部分。1949—1953年间，斯大林也患重病，但这丝毫也未削弱他专制统治的威力。至于勃列日涅夫，在生病的时候，他实际上已完全放弃了对国家的领导，把事情都交给一大群追随者或助手去办。”

鉴于这种情况，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罗波夫主政后不得不开会研究减少中央领导层的工作时间问题。

在1983年5月31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契尔年科提醒说：“同志们，我们曾经就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的工作制度问题作出了两项决定。规定要大幅度地降低每个政治局委员的工作负担，将工作时间限定在9时至17时，给年龄超过65岁的老同志提供更长的假期，每星期可以在家办公一天。应当说，我们作出的这两项决定没有得到遵守。因此，我建议，明确这两项决定，并将两者合在一起，要认真地遵守执行。”

契尔年科的发言得到了安德罗波夫的支持。安德罗波夫说：“政治局的这两项决定是根据列·伊·勃列日涅夫的提议作出的。他对党的领导干部的身体特别关心。我们应当继续推行这一路线。要知道，可以从各个角度看待政治局的年龄构成。这里是我党政治经验的集中地，因此，不假思考地匆忙地更换人员并不总是有利于事业。对这一问题需要持谨慎、认真和深思熟虑的态度。”

长期以来，由于这样一种政治思维，所以苏共领导人实行的是一种事实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除列宁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外，从斯大林开始，有四任党的最高领导人老死在总书记或第一书记岗位上，年龄分别为：斯大林74岁，勃列日涅夫76岁，安德罗波夫70岁，契尔年科74岁。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勃列日涅夫主政的18年间，美国换了五任总统，英国换了六任首相。

此时，有关苏共领导层老人政治、“病夫”治国的政治笑话也广为流传。国家档案馆馆长皮霍亚在他的《苏联政权史》一书中披露：“全国到处流传着一个恶意的笑话，苏联发明了一个新的体育项目：灵车追逐赛。”“不到三年时间，一个接着一个地相继去世了三位总书记，三位国家领袖，几位最显要的政治局委员。1980年底柯西金逝世。1982年1月苏斯洛夫去世，11月则是勃列日涅夫。1983年5月佩尔谢去世。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去世，12月乌斯季诺夫去世。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这一切颇具象征意义。那个体制本身也濒临死亡，它那凝滞的老人血液已经不再具有生命活力。”

体制的僵化，政治的老化，又在党和人民之间筑起了一道深深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