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停滞不前，从1971年起不准用“改革”一词，只准用“完善”一词，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

勃列日涅夫是苏联历史上一位重要政治人物。自1991年底苏联发生剧变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勃列日涅夫时期与苏联兴亡关系的研究，远不如像研究斯大林、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时期那么重视和深入。事实上，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兴亡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应重视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何在苏联史研究中被忽略了？

长期以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给人们的表象是稳定，有的论者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是苏联历史上最为稳妥的改革。但是，持这样观点的人没有看到，这种稳定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相当一个时期里是意味着停滞。勃列日涅夫提出“稳定”的口号，实际上是静止不动。勃列日涅夫给人以稳定的表象，也由于他执政期间在苏联国内并没有发生历史性的重大事件有关，这个时期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重大事件一个接一个。

1991年底苏联剧变后，学界研究的重点自然放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什么亡了，要着力探索亡的深层原因，但勃列日涅夫时期给一些人却是兴盛的标志，这主要指的是：从上世纪60年代下半期苏联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到了70年代初苏联战略核武器达到与美国持平的水平，苏联已成为一个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所以，在有些人看来，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是“苏联综合国力最强大的鼎盛时期”，既然认为是“最强大的鼎盛时期”，那么在研究苏联衰亡问题时就容易忽略这个时期。

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做了些什么？

赫鲁晓夫下台时，苏联社会经济处于混乱状态，因此，勃列日涅夫一上台，不得不对其前任的一些重要政策进行调整与修改。首先决定重新恢复按地区生产特征建立统一的党组织与领导机关，取消赫鲁晓夫时期以生产原则为基础分别成立的工业党组织与农业党组织；其次是强调恢复集体领导原则，形成由他（苏共总书记），波德戈尔纳（最高苏维埃主席）与柯西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三驾马车；三是改变党的作风与强调民主法制，批判唯意志论；四是取消地区管理原则，恢复部门管理原则；五是继续进行赫鲁晓夫后期酝酿的经济改革试验。

经过一番政策调整后，1965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九月全会通过决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改革经济体制的文件，决定在苏联推行新经济体制。实行这一体制的三项原则是：一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利于提高企业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二是管理经济由行政方法与经济方法相结合，逐步以经济方法为主，加强经济杠杆的作用；三是贯彻国家、企业与个人三者利益结合的原则。应该说，对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在改革初期实行以上三项改革原则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期间，苏联经济情况较好，这一时期，勃列日涅夫对改革持积极态度，力图通过改革扭转经济下滑趋势。也是在这一时期，勃列日涅夫站稳了脚跟。

但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保守、僵化与停止改革趋势日益明显，后来实际上取消了改革。其原因如下：

其一，改革是在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进行的。1967年11月，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所谓发达社会主义，其基本含义为：一是苏联已是一种新的社会，即社会主义到了成熟的阶段；二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改造处于即将完成的阶段；三是已具备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在这样大背景下得出的结论是，苏联所需要的是发达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不需要进行大的改革，更不用说根本性改革。

其二，改革一开始就是强调在不影响集中统一计划原则下进行的。勃列日涅夫在198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上强调说：“党一向把计划看成法律。这不仅仅是因为计划是由最高苏维埃批准的。计划之所以就是法律，是因为只有遵循计划才能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工作。”

其三，改革引起权力之争与利益调整，从而使不少改革措施难以实施。从苏联最高领导层来说，害怕进行根本性改革，害怕失去对全国经济、财政大权的控制。从各级管理机关与企业关系来看，自改革开始后，围绕权力与利益的斗争从未停止过。

其四，行政官僚机构对改革的阻碍作用。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行政官僚机构一直处于特权地位，这些机构的人员总是以有权“不予批准”而自傲。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些官僚机构不仅庞大，而且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成为改革的重要阻力。

其五，来自“左”的教条主义的理论障碍。从经济理论来讲，勃列日涅夫时期主要是两大教条：一是长期否定商品经济，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是最起劲的；二是所有制理论。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是不允许触及的。并且，这个时期一直认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高形式，并把这个理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1954年出版的由斯大林审定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成熟、最彻底的”形式。显然，任何对这种所有制形式的改革必然意味着是一种倒退，当然是不允许改革的。

其六，政治体制倒退，制约了经济改革。这表现在：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个人集权加强，独断专行现象严重；个人崇拜盛行。勃列日涅夫时期又恢复了赫鲁晓夫时期废除的干部终身制，出现了严重的干部老化现象。到上世纪70年代上半期，苏联国内因循守旧、求稳抑变的思想占支配地位，在勃列日涅夫周围有一大批保守分子，从而使其对传统体制只是修修补补，缺乏改革的坚决性，从1971年起不准用改革一词，只准用完善一词了。

改革停滞不前产生了怎样的后果？

从经济上来讲，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率明显递减与停滞。到勃列日涅夫去世的1982年，经济增长率已下降为3.3%；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与低效经济未能转变；经济结构更加畸形，抑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上来讲：人民群众对党对领导不信任，官僚主义、行政机关专权史无前例地泛滥，社会道德堕落，酗酒、暴力犯罪与离婚家庭大幅度上升，吸毒增加，文化艺术下流低俗，贪污、盗窃、行贿日益增加。在社会科学方面，有创新的思想与理论被排除出这一领域，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是对最高领导人的讲话、报告与党的决议进行诠译、注解。赫鲁晓夫反了斯大林个人崇拜，而勃列日涅夫又在搞斯大林化，这种倒退促进了“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发展。特权阶层扩大化与稳定化，据有关资料，特权阶层有50万—70万人，连同家属则约为300万人。这个特权阶层为维护其既得利益，竭力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维护现行体制，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

怎样看待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史定位？

把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时期概括为停滞时期，这是后人的一个总体评价。曾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1987年）的报告中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实际上是“惰性和停滞不前的力量当时占了上风，一切都回到了旧的轨道。”把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视为停滞时期这一总体评价在苏联和俄罗斯的政界和学术界较为一致。如政论家阿尔巴托夫指出：“如果用很高的政治和经济标准来评价，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从赫鲁晓夫下台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整个年代是停滞时期。在这些年内，我国没有出现过沿着使我们的社会得到总的改善的道路前进的任何不可忘却的历史性里程碑。”当然，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中有着错综复杂的情况，在各个阶段也有所区别，但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在这个时期，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朝着进步与完善方向迈出大的步子，总体上仍然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那一套模式。

应该指出，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如有的论者明确指出：“勃列日涅夫年代是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它为以后苏联的解体准备了条件。”就是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是以停滞和聚集危机因素并走近衰亡为主要特征的。这就抓住了这一时期的本质，从而也就找到了它在苏联历史上的确切定位。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些有见地的论文和专著。如陆南泉的《苏联走向衰亡的勃列日涅夫时期》（《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6期）、郭春生的《勃列日涅夫18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等，指明了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期由于停滞而对后来苏联的发展起了消极作用。

主题链接：勃列日涅夫说：“我就是沙皇”

在苏联历史上，勃列日涅夫是继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之后的第四任党政首脑。勃氏统治时期，是属于停滞和走向灭亡的时期，这个时期苏联模式的积弊更为加深，斯大林遗留下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过度集权的体制更加严重，使得苏联在经济上陷入困境，政治上僵化、保守，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现象严重，社会危机四伏，这就为苏联解体和苏共灭亡铺平了道路。如果对勃列日涅夫在苏联74年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给予定性，那么用简单的文字来概括，他是苏联的第三代新沙皇。勃氏成为苏共第一书记后，继承并发展了斯大林开创的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这“三制”，对内压制，对外扩张。他上台后曾自我得意地对身边人说过：“我就是沙皇”。

（辑自高放的《三代新沙皇》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