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勃列日涅夫？

俄罗斯早就有人提出存在“两个勃列日涅夫”的问题。

曾任《真理报》总编的阿法纳西耶夫说：“我头脑中有两个勃列日涅夫，一个是1976年夏季以前，即在他身患重病之前的勃列日涅夫；另一个是那个夏季以后的勃列日涅夫。前一个勃列日涅夫是一个精力充沛、活跃、有所作为的人……后一个勃列日涅夫则是一个重病缠身、不爱活动、少言寡语、不善思索的人，他的敏感和感伤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尤其喜欢阿谀奉承，贪图荣誉、奖赏和礼品。”

曾多次参加苏共中央重要文件起草的鲍文，也持类似说法：“我知道两个勃列日涅夫——早期的和晚期的。”早期的勃列日涅夫比较谦虚，从来不羞于说他有不知道的事，可以和他争论，可以说服他，他不摆首长的架子，比较平易近人。晚期的勃列日涅夫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有病，因而爱生气，听不进反对意见，不再参加文件的起草，常常一个人待在别墅里，只让少数几个人去见他，特别喜欢勋章、称号和赞扬。这就是说，疾病不仅使勃列日涅夫身体变得虚弱，而且使他的思想和精神发生了重大变化。

根据医生和警卫人员回忆，勃列日涅夫病情加重后，语言发生障碍，有时说话吐字不清，思维能力衰退，丧失自制能力，性情变得暴躁易怒，行动缓慢，上下楼梯显得比较困难。为了缓解病情而服用安眠药，结果上了瘾，有时缠着医生要多给他几片。他本来有吸烟的习惯，发病后医生开始限制，后来干脆禁止。有时他烟瘾发作，忍受不住，便叫警卫人员在他周围抽烟，使他能闻到烟味。甚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他也叫身旁的翻译点起烟，一边吸一边朝他的脸上喷烟。一个国家领导人公然在外国客人面前这样做，说明他已无法控制自己，不顾什么“政治影响”了。

根据勃列日涅夫身边人以及亲属的回忆，这位总书记曾主动提出要退下来，但是遭到政治局委员们的一致反对。勃列日涅夫的那些“战友”挽留他，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但他们也确实拿不准勃列日涅夫是真心想退，还是放出试探的气球。此后的事实也表明，勃列日涅夫说这话时，权力欲不仅没有消减，而且想方设法要把更多的权力掌握在手里。这也可由他的亲信谢尔比茨基的回忆来证实。谢尔比茨基说，他跟随勃列日涅夫到华沙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时，曾对勃列日涅夫谈到，年岁大了，精力不够了，看来该是考虑安度晚年的时候了。勃列日涅夫听后生气地说：“你说什么，沃洛佳（谢尔比茨基的名字弗拉基米尔的爱称）？没有想到你会说这话……”说着，眼泪都流出来了。自此之后，谢尔比茨基再也没敢涉及这一话题。

勃列日涅夫的晚年，身边人不仅照例要给他准备长篇的讲话稿，而且要为他接见各界人士和外宾准备“会话条”。当年的苏联社会出现不少关于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笑话。一个笑话说，1980年莫斯科举行奥运会，勃列日涅夫拿着讲话稿念道：“圈！圈！圈！圈！圈！”旁边的人低声对他说：“这不是‘圈’，而是奥运会的五环标志。讲话在下面！”

叶利钦在他的自传中，也写到勃列日涅夫晚年的一个细节：

勃列日涅夫在自己生活的最后期间，已经不明白他签署的东西，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话，权力都掌握在他周围的人手里。他甚至在我口授的这份文件上（关于建造地铁的问题），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签名时根本就没考虑我所说的意思。

勃列日涅夫晚年对于荣誉的渴求简直达到了痴迷程度。

几乎拥有一切之后，他认为自己应该是“能文能武”的全才。于是，这位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写作能力，甚至连与人谈话都要让人写“会话条”的总书记，想象着自己是著名作家。他约请一批传记作家和新闻记者给他写回忆录，先后在苏联作家协会主办的《新世界》上发表。此后，三部回忆录出了单行本并大量发行和广为宣传。苏联作家协会吸收勃列日涅夫为会员，发给他第一号新会员证——这位自己从来不写东西的总书记竟然成了苏联“第一号作家”。1980年，因这三部回忆录，勃列日涅夫被授予列宁奖金。

博尔金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勃列日涅夫的一个受勋细节：“在他生前的最后几个月，当得知授予他的不是苏联英雄‘金星奖章’（他此前已经四次得到过这一荣誉）而仅是勋章时，他竟哭了起来。于是，有关人员只好临时调整，宣读一份似乎早已拟就的最高嘉奖令，再次授予他‘金星奖章’。”这件事又成为苏联人民的一段笑话，人们戏称勃列日涅夫为“老小孩”。

被称为“所有总书记的助手”的阿根托夫在回忆录里说过这样一番话：“有一天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一次非正式谈话中陷入了沉思，他对我说：‘安德烈，你知道我在回顾所走过的道路时，还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我担任过的职位当中，最好的职位是党的州委书记。可以做更多的事，同时自己既能直观地看到实际情况，又能看到自己工作的结果。’”

这倒是勃列日涅夫清醒时的“夫子自道”，而他的人生轨迹，验证了盛行于西方的“彼德定律”：一个人总要走到自己“力所不及”的地方才能停下来。

疾病使优点逐渐枯萎，接着是大部分消失，而固有的人性弱点在缺乏监督的“一元独尊”环境中迅速发展起来——从生机勃勃到暮气沉沉，勃列日涅夫走完了悲剧过程。

红场不断举行国葬

苏联共产党执政的后期，政治体制进一步僵化。干部终身制的实际确立使领导干部老龄化，出现了不正常现象。据统计，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席团委员）的平均年龄在斯大林去世时为55岁，赫鲁晓夫下台时为61岁，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1980年，则超过了70岁。

多恩伯格在《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明争暗斗》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到1973年年底时，勃列日涅夫已在位九年，并庆祝了他的六十七岁诞辰。而苏联的政治家们，还把勃列日涅夫看作是小伙子呢……”

多恩伯格的书写成于1974年，此后勃列日涅夫实际又执政了8年。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人物”很容易制造出“空前绝后”的断层。1982年11月15日送走了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接位；1984年2月9日，莫斯科红场上再次响起哀乐，向刚刚上任一年多的安德罗波夫告别；1985年3月10日，又是仅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接任安德罗波夫的契尔年科又去世了，红场上又一次响起哀乐。葬礼已成为传统，仪仗队也已经谙熟各种程序。苏联人民已经没有了丝毫悲痛，倒是流传着一个笑话：每一个政治局成员，都想在总书记任上去世。意思大概是可以享受现任国家领导人去世的规格，在红场举行国葬。

红场就这样成了检阅丧葬队伍的地方。

俄罗斯作家冈察洛夫写过一部小说《奥勃洛莫夫》。著名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深刻地指出：冈察洛夫塑造出了沙皇帝国走向没落时的一个典型形象。奥勃洛莫夫那种昏庸、贪婪、无所事事、暮气沉沉，正是一个王朝走向衰亡的显著标志。

勃列日涅夫，是不是又一个奥勃洛莫夫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