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以来，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对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多视角、多方法的探讨和研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中国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在外交部工作期间，曾利用各种时机向不下30位外国领导人请教过苏联解体的原因，得到的回答不少于30种，涉及上层腐败、信仰异化、言行不一、法制不健全、经济体制僵化、贫富悬殊、改革太急、与美争霸失利，等等。”经笔者梳理，大体上有以下主要观点。

“三大垄断”说

以前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久加诺夫为代表的部分政治家和专家学者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苏共长期推行的“三垄断”制度，即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真理。久加诺夫说：“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而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将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国内部分学者也支持这一观点。如周淑真认为，“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实原因是它的三垄断制度，即共产党以为自己想说的都是对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为自己没有不可以做到的特权——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三垄断’从社会的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揭示了苏联一党制的弊端和苏共领导层制度性的腐败，可以说是要言不烦，力透纸背，发人深思。”李凌认为，“苏共‘三垄断’终于把自己葬送了”。

体制弊端说

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许多人士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联的体制性弊端。制度以及体现制度的体制，在根本上决定了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如果体制本身存在问题，那么个人因素和具体政策因素的作用再大，也扭转不了大局。因而，苏联灭亡是整个体制造成的。阎明复在《苏联真相》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本书在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一重要问题时，以邓小平‘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明确指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党的问题也只有从制度中去考察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因为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认为，以制度与体现制度的体制作为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王立新认为，苏共“亡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诸多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在众多因素中，党的组织制度的衰败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苏共制定的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建立高度集权的执政方式，根源在于高度集权的党内组织制度。”

改革失败说

有许多人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失败所致。这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认为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是“政治改革”路线的错误和失败，即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把国家引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其二，认为是经济体制改革失败所致，即苏联剧变中首要的决定因素是现存社会主义在同西方经济的竞赛中失败了，特别是在新技术革命期间，苏联的中央集权经济不能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并驾齐驱；其三，认为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民主改革”派，和以苏共“二把手”利加乔夫的各层特权官僚保守派相互呼应，自始至终阻碍着苏联的改革进程，各项改革措施被层层“克扣”，或者阳奉阴违，干脆不得落实。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纪念前苏联“8·19”事件10周年时表示，自己在担任前苏联主要领导人时未能及时进行改革，导致了政策上的失误。苏联当年若能及时实行改革，那局面定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而结果也会截然不同。墨西哥《改革周刊》援引戈尔巴乔夫的话说，前苏联国内和党内改革的延误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