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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十周年纪念日临近。十年来，“9·11”事件在心理上给美国人带来的打击，明显要超过物质上造成的损害。
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在大幅下降。美国人需要学会适应在长期面临低烈度恐怖威胁的环境下生活。
本报记者与美国专家、民众深入交流，试图多角度、全方位解读“9·11”事件对美国的影响。
绝对安全难以实现
重点防范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
约瑟夫·奈：“9·11”事件给美国人心理上造成了严重的创伤，这种创伤可能是长期的。“9·11”事件在心理上给美国人带来的打击，明显要超过在物质上带来的伤害。“9·11”事件后，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如果说阿富汗战争是出于对恐怖主义担忧的话，小布什政府在未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情况下入侵伊拉克，不仅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损失，而且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软实力”。不过，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加强本土安全的防范措施较为有效，尤其是增设新的国土安全部，更好地实现了反恐情报及相关方面工作的协调配合。
国际战略格局及政治力量组合、世界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而且，美国人日常基本生活方式，也没有发生方向性逆转。在“9·11”事件刚过去的一段时间，美国在维护公民权利与实现本土安全方面未能处理好关系，做过了头。随着时间推移，现在基本上在二者之间保持着利益平衡。
比德勒：就安全心态来看，一个重要教训是，正确认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追求绝对安全的昂贵代价。一方面要继续遏制恐怖主义。另一方面，美国人也应该学会适应在长期面临低烈度恐怖威胁的环境下生活。美国虽经历长期反恐战争，本·拉登已被击毙，但反恐战争本身难以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次级恐怖分子依然存在，尽管他们难以再发动像“9·11”事件那样规模的反美行动，但他们具有杀害美国人的能力。美国人应适应这样的环境，美国仍面临诸多内外挑战，绝对安全是难以实现的目标，要减少对绝对安全的心理要求。美国可以避免新的“9·11”事件，但难以杜绝恐怖分子在世界各地针对美国人的小规模袭击。
鲁迪·德里奥：“9·11”事件给美国本土带来的最大改变，是这10年来美国改进了安全措施。十年过去了，美国更安全了，美国对于如何保护人民，如何避免恐怖袭击，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办法。美国公民对于国家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也更有信心。不过，美国政府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在确保公民安全的前提下，也要尊重他们的自由。美国新的反恐战略今年6月出台，把反恐重点转移至针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美国认为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场战争使得国际环境更安全，而恐怖组织或许正策动一些人在美国本土发动袭击。我们更为担心的是美国的交通系统、建筑物和核电站等是否将遭受恐怖袭击。
斯坦利·罗森：本·拉登被击毙后，“基地”组织可能日趋式微，再也无法组织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但很难说美国从此就会变得安全起来。不能排除今后有单个恐怖分子在美国发动袭击的可能性，所以美国彻底摆脱恐怖主义的威胁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警惕魔爪伸向青年
美国社会对穆斯林接纳度有所提升
约瑟夫·奈：我不认为“9·11”事件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之间的冲突。据最近民调显示，人们认为只有比例很小的穆斯林对恐怖主义感兴趣。目前美国国内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关系相处的也很好。新问题在于，非国家形态的恐怖主义给人类带来更大的危害。一个非政府组织在一天所杀害的美国人，比作为国家形态的日本在珍珠港突袭中杀害的还多。权力出现向非国家行为者扩散的趋势，非国家形态的敌人扮演着重要角色。现在还很难对“9·11”事件作出一个最具权威的总结，要作最终评价还需要更多时间来进行观察、思考，也许等“9·11”事件20周年时可以找到更为明确的答案，历史最终会给出解答。
赫达·艾史斯塔维：美国大约共有260万穆斯林。“9·11”事件发生前，美国穆斯林政治参与度不高。而根据最近皮尤中心和盖勒普的研究显示，更多的美国穆斯林正积极参与到政治和社会事务中来，他们更多地进入当地社区，或是当地、州以及联邦政府中工作。
“9·11”事件后，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针对穆斯林的歧视、偏执行为和犯罪增加，有些学生甚至在学校遭到恐吓。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积极的一面，因为这些针对穆斯林的犯罪被报道出来，就有更多的美国穆斯林相信法律和执法机关能够对偏执的犯罪予以惩罚。有些恐怖组织在美国一些地区招募穆斯林青年来为他们工作，必须面对这一现实。这些极端分子试图把手伸向毫无戒心的年轻人，可惜他们那是虚假的意识形态。
斯坦利·罗森：10年来，美国社会对穆斯林的接纳度有所提升，尽管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普遍来看，美国社会无论对本国的穆斯林，还是来自中东国家的外国人，都比过去更为友善，也更愿意接近了。
詹姆斯·菲利普斯：“9·11”事件最初给美国带来的重大变化是，人们开始关注遥远的国家如阿富汗，因为“9·11”事件前大家都低估了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其次，人们认识到意识形态斗争仍然存在，尽管有人曾称苏联解体是历史的终结，但那是对历史的误读，现在美国人对宗教极端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长期威胁有了更深的理解。第三，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的世界地位有所影响，导致奥巴马政府现在采取一种“从后面领导”的方式，更倾向于多边主义，更多地依靠盟友。从安全角度来说，美国现在比“9·11”事件前要安全一些，主要是因为人们的警惕性更高，但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安全，恐怖威胁仍然存在。
希尔：“9·11”事件的重要启示是，对现有世界秩序体系深存意识形态敌意的敌人，能够对国际体系主要成员国发起直接的进攻，并能在随后的日子里，继续在世界范围向世界秩序发起攻击。这迫使人们认识到这样的客观现实：包含主权国家、国际法、国际组织、外交与军事以及人权等核心要素的国际体系，并未健康运转，而世界上遵守国际体系的相关国家（几乎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在加强国际体系各要素方面必须精诚合作，包括在核不扩散、经济合作、相互尊重、反恐与反国际犯罪等诸多方面。
两场战争代价高昂
经济状况让美国民众更加焦虑不安
达杜什：2010年美国国防开支为6890亿美元。可以预期，未来几年美国的国防开支将有大幅削减。从经济角度来说，许多人认为反恐战争的经济代价远远超出它应有的水平，包括国防开支在内的美国公共开支水平，已变得不可持续。两党日前达成的债务协议就包括削减军事和非军事开支内容。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在过去10年里出现了很大下降。然而，美国在经济上管理不善给美国及世界都带来了巨大影响，严重损害了人们对美国管理好自身事务能力的信心，美国政府围绕提高债务上限展开的糟糕论战更是加重了人们的担心。
博思沃斯：美国的国防开支必须降低。在削减国防开支和削减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险等福利开支之间，美国民众更多地主张削减国防开支。但国防开支削减不会很顺利，大型国防合同承包人将极力阻碍国防开支的削减，他们会要求新的开支项目，要求更新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使用的设备。
两场战争造成了美国政府债务的过量增长，制约了政府在其他领域的投资能力，特别是在教育和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但事实上，即使没有战争，情况也不会改观多少。美国人不愿为公共服务掏腰包，教育、基础设施获得的政府资金支持不如以往。无论是选民还是政治家，都以一种短期的视角行事，力求最大化当前的消费，却反对多种形式的公共投资，导致经济表现不佳。
迈克尔·欧汉伦：“9·11”事件前，美国民众普遍不愿卷入国外的纷争，虽然美国有遍及全球的军力部署和众多盟国，但美国民众事实上相当“内视”，关注的只是国内事务，譬如经济；今天，美国人对经济的焦虑也甚于对反恐问题的关注，希望驻伊、驻阿美军早日回家，想与盟国及新兴国家一起合作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美国人厌倦了战争，这些军事行动太昂贵、太致命，使我们的社会分裂，使国内政治更复杂。所以美国今天的情形与十年前很相似，当然也有不同之处。
与十年前相比，现在的美国经济更差，更多的政治厌倦，民众更不团结，美国现在更关注自己的问题，民众认为外交政策是造成经济困境的原因之一，也带来政治争执，从而未能在国内真正需要做的事情上投入资源。
中东战略无大变化
地区国家不可能几年内完成转型
詹姆斯·菲利普斯：美国的中东战略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现在更多地强调在中东推进民主改革，而民主只能是内生、渐进的过程，不能由外部强加。西方民主的演进经过了几个世纪，我们不能错误地指望中东国家在几年之内就完成民主进程。当前美国中东外交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推进民主的同时，避免这些国家陷入混乱，给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可乘之机。从长期来看，中东国家实现稳定的民主对美国有好处，因为独裁者根本无法依靠。
艾略特·阿伯拉姆斯：对中东，美国有了新的理解，美国曾更在意中东的稳定而非自由，结果两者都未得到，当前导致中东动荡的原因是缺少政治自由和经济繁荣。美国中东战略的基本政策仍是维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尤其是石油供应，以及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捍卫地区和平与推进民主。
迈克尔·欧汉伦：阿富汗战争是美国对恐怖主义作出的直接反应，相信别的国家在这种情形下也会这么做。不幸的是，推翻塔利班政权后，没能使阿富汗实现稳定。奥巴马上台后最终投入所需资源，或许已经太迟而无法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阿富汗战争显然不会是一个辉煌的胜利，美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起初在帮助阿富汗稳定方面投入极小，之后又投入极大，如果从一开始就走一条中间道路，或许结果会更好。
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使美国耗费近2万亿美元、失去6000多名美军生命，美国的国际声望也受到损害。美国当前与大部分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很复杂，即使奥巴马上台后，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看法仍相当负面。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也更趋复杂。
（本报驻美国记者温宪、马小宁、王恬、陈一鸣、张旸，本报驻联合国记者席来旺采访整理）
约瑟夫·奈（哈佛大学教授）
比德勒（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专家）
鲁迪·德里奥（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现任美国进步中心主任）
斯坦利·罗森（美国南加州大学政治系教授）
赫达·艾史斯塔维（美国穆斯林公共事务委员会法律和政策分析师）
詹姆斯·菲利普斯（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希尔（耶鲁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
达杜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经济学家）
博思沃斯（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家）
迈克尔·欧汉伦（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艾略特·阿伯拉姆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前布什政府高级安全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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