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30日，英国伦敦的示威者扮成默多克操纵英国首相卡梅伦和文化大臣亨特模样的木偶，抗议政府支持新闻集团收购BSkyB股权案。　　　　　　　　　　　　CFP供图

　　7月9日，《世界新闻报》停刊号印刷完毕，最后一期的封面上写的是：“谢谢你，再见。”　　　　　CFP供图

　　■南方日报记者　胡念飞　实习生　李金泳　高金花

　　尽管改变了公关策略，但默多克的处境还是越来越尴尬。

　　这位世界新闻界的大佬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媒体权力，但这一次他的传媒帝国却已经开始局部坍塌。

　　7月10日，新闻集团旗下的具有168年历史的《世界新闻报》因身陷“窃听门”被迫关闭。丑闻不断被放大的背后，西方奉行的新闻专业主义遭遇挑战。

　　“英国国内的窃听丑闻实际上是长期和广泛存在的，而这一次集中爆发主要反映出其政府内部机制和管理出现了疲态。”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支庭荣分析。

　　默多克新闻集团陷入窃听风暴，已然是西方世界传统媒体在专业主义话语实践上遭遇的最严重信任危机。

　　窃听风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要求拆散新闻集团，以免媒体权力集中而受滥用的呼声正日趋高涨。

　　权力VS媒体

　　“一件小事能够吵得这么大，体现出英国政府长期存在的管理问题。政府跟媒体之间的勾结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制度默许的，本质上是各方勾结和利用媒体政治斗争的结果。”

　　英国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作为反对党领袖，在16日接受《观察家报》专访时认为，默多克对英国政治和公共生活影响力过大，呼吁修订媒体所有权法规，拆分新闻集团。

　　默多克旗下报刊在英国报刊市场所占份额为20%。米利班德认为，权利高度集中在一人手中，势必导致他在组织内部滥用权力。

　　不少专家认为，米利班德的态度再次清楚地显示了“窃听门”事件背后的政治权力与媒体权力的纠结。传媒大亨默多克此次所面临的危机不可避免地与政治扯上了关系。

　　长期从事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的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支庭荣总结该事件呈现出的是一个“多面体”——— 除了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考量，窃听丑闻的持续发酵实际上更多地暴露出英、美等国家的政治危机，而默多克在政治的角力还没有结束时，关闭《世界新闻报》并非理智之举，这种认错姿态反倒让人抓住了把柄，穷追猛打。”

　　支庭荣分析，英国国内的窃听丑闻实际上是长期和广泛存在的，而这一次的集中爆发主要反映出其政府内部机制和管理出现了一种疲态。“一件小事能够吵得这么大，体现出英国政府长期存在的管理问题。政府跟媒体之间的勾结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制度所默许的，本质上是各方勾结和利用媒体的政治斗争结果。”

　　“媒体所采用的很多非法手段都是由私家侦探、警察部门、执法部门来完成的，媒体只是收买他们，把这种行为商业化。当把收买针对公职人员或者准公职人员的时候，就会出现危机，公职人员愿意接受收买，也反映出政府执政、治理的严重问题。”支庭荣说。

　　据其分析，默多克一向坚持保守的政治立场。不论是过去的撒切尔还是现在的首相卡梅伦都与默多克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保守党执政之后，受到在野党等其他政治力量的攻击，此时相互之间就会把一些潜规则的事情掀到桌面上。

　　事实上，默多克的权利确实巨大，几乎影响了英国的每一次选举。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两个主要党派都讨好默多克，希望能争得他的支持——— 只要他施以援手，他们在民调中的排名就会大幅度上升。而作为回报，默多克取得越来越多的新闻蛋糕的控制权，与此同时，他还组织政府采取可能妨碍他业务的监管措施。

　　默多克本来已经拥有天空广播公司39%的股份，却一直着手准备着拥有全部股份，把它变成英国版的福克斯新闻。

　　“正是默多克意在收购英国天空广播公司的举动成为窃听丑闻被放大化的关键。因为具有跨国背景的新闻集团的垄断势力在英国太过强大，《太阳报》、《泰晤士报》都在旗下。”支庭荣认为，收购英国的天空广播公司是重大的政治事件，英国民间反对的舆论是为了避免本国话语权的一元化。

　　暨南大学新闻学教授麦尚文博士认为，“默多克的“窃听门”事件之所以在西方世界引发如此大的震撼，与西方社会对多元化信息体系的期待有直接关系，而新闻集团有可能使他们处在只有一种声音主导的失衡社会之中。”

　　2010年英国大选之后，卡梅伦就任之后，默多克有出入唐宁街10号的特别通行证，他可以随时进去，只要打个电话，只要愿意接见他就可以，而他手下的一个总编辑卡尔森竟然能担任首相的新闻发言人如此重要的职位，由此可以看出，这里面媒体与政府的利益纠葛实在是纷繁复杂。

　　于是有专家指出，《世界新闻报》与政府间实际上有利益交换的问题，这种利益的交换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媒体业界里都是同样存在的，而且也并无两样。

　　昨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庆安在接受网络媒体采访时预测，这次轰动全球的媒体事件之后，未来政治权力涉足媒体可能会更频繁，美国已经在用默多克此事来特别“关照”福克斯电视网。

　　自由VS底线

　　“民众担心这种窃听的手段用于自己身上，其实这种忧虑被放大了。真正面临危机的是政府机关的某一些人，他们忧虑自己不规范的操作可能受到小报的威胁。”

　　《世界新闻报》的谢幕仅仅是窃听丑闻发酵的开始，如今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开始就其美国雇员可能窃听了“911”事件受害者电话一事展开调查。19日，默多克还要面对英国议会下院文化、传媒与体育委员会的问询。

　　新闻自由与新闻伦理底线的问题成为公众最为关注的首要问题。公众担心的是哪一天窃听这种手段被用到自己身上。

　　有网友认为，窃听丑闻实际上是西方新闻界过度市场化的竞争恶果。“现在默多克的事被抖落出来，变成了千夫所指。当初，又有多少人读这默多克报纸的独家报道大呼‘爽’的。抛开我们内心最阴暗的那一面扪心自问，我们到底有没有资格指责默多克？”

　　网友“朝夕颜zz”发帖，“一方面大众的口味越来越重，要求爆炸性的新闻，而一方面新闻人如默多克之流又被指责。”

　　网友的讨论正反映了媒体的当下困境，一方面是市场竞争和需求，充斥着诸多的潜规则，另一方面是一些需要遵守的道德底线。

　　“不择手段制造新闻”、“在失去社会良心的耻辱中死去”、“这是西方新闻界的道德滑坡的制高点”，种种谩骂声充斥网络，不少网友与社会民众都围观凑热闹，更有甚者击掌称快，认为《世界新闻报》的关门是西方新闻界社会责任回归的一个拐点。

　　然而，不少媒体人却对此持冷静客观的态度，“没有一家报纸的关门值得庆祝。”清华大学博士陈致中指出，《世界新闻报》关门的原因其中一个是“源于它把窃听的对象延伸到一般民众身上，如受害者家属、退伍军人眷属等，这就触犯了新闻伦理的底线，对普通民众也进行这样的监控，就很明显超出了第四权的界限。”所以，道德滑不滑坡不在于“窃听”这种行为，而在于“窃听”的对象。

　　暨南大学东南亚所博士生导师庄礼伟教授指出，“如果因为格调低下就关闭一家媒体，英国人是办不到的。况且，《世界新闻报》也并不是格调低下，如果说它窃听就是道德滑坡和格调低下，那整个英媒都是这种性质了。”

　　《世界新闻报》堪称是英美报业小报化趋势的代表与模范，一些学者认为小报化的出现使严肃媒体向小报的新闻价值观靠拢，促成了新闻界道德的滑坡，并对西方的民主制度造成了极大的危机。

　　支庭荣分析，目的的正当性与采访手段所受压力是呈反比的。默多克所面临的此次危机就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失衡，“当目的很正当的时候，手段受到的压力比较小。但当目的不是那么正当的时候，就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窃听丑闻不断被放大是因为这次行为偏离了民众的利益，这种非常规手段的使用没有能够与采访的目的达到有效的平衡。

　　美国新闻史上著名的“水门事件”对真相的揭露，记者就采用了非常规的采访手段。但是“水门事件”目的的正当性却压倒了一切，人们在关注重大政治丑闻的同时，就忽略了正当目的背后出格的采访手段。

　　而《世界新闻报》窃听的目的就不太正当，比如揭露王室的花边新闻、删除被害者语音留言，这与公众利益相距较远，甚至是相背离的。这样一来，满足部分受众欲望的传统手段就容易被质疑。

　　按照专业主义的操作手法，一些揭丑的新闻或者对公众利益有促进的新闻，都必须采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才能揭露真相。但是这种手段夸大化以后，就突破了一些底线，一些社会公认的标准，产生一种权利的侵害。《世界新闻报》记者的窃听行为正是一种被夸大化了采访手段，因此饱受诟病。

　　“眼下英美等国的民众担心这种窃听的手段用于自己身上，其实这种忧虑是被放大了。”支庭荣解释，普通的公众，媒体一般不会感兴趣。真正面临危机的是政府机关的某一些人，他们忧虑自己不规范的操作可能受到小报的威胁，企图利用老百姓对王室传统的尊敬，利用受害者的担忧情绪，将其发展成为一个政治事件。

　　自律VS管理

　　对于新闻从业人员来说，专业自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手脚，但同时也是一定程度上给予自由，让其免受干扰，并能够长期地持之以恒地追求改进，在舆论监督上、批评报道上做出突破。

　　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利用Facebook和Twitter呼吁民众抵制默多克。有网友宣称，新闻集团宣传了世界的假象，夸大了新闻故事，将新闻变为默多克牟取商业利益的工具。

　　“默多克新闻集体陷入窃听风暴，是西方世界传统媒体在专业主义话语实践上遭遇的最严重信任危机。”麦尚文博士认为，当前，新闻业被多种力量重构，非新闻机构的、个人媒体的、民间组织等都掌握着定义新闻的话语权，一旦传统媒体的专业规范的坚守出现漏缺，其他力量就会群起围攻，传统媒体便处于被边缘化的困局中，这将进一步加剧危机程度。从这个角度看，窃听门事件有可能把报业置于另一种生存压力模式之中。

　　支庭荣教授建议，媒体应加强自身专业主义自律，非常规采访手段的使用应该有着正当的目的，而且不应违背程序上的正义，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取得突破。“优先尊重公民的肖像权、隐私权，尊重司法的判断，尊重政府的方针政策。”

　　“在做批评性报道，必须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时，这个手段也必须是可控制的，并且是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是平衡的，是经得起检查、推敲的。”支庭荣说。

　　对于新闻从业人员来说，专业自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但同时也是一定程度上给以自由，让其免受干扰，并能够长期地持之以恒地追求改进，在舆论监督上、批评报道上做出一些突破。

　　从普通民众手中购买信息是商业行为，但是从有政府背景的手里收买就成为一种贿赂。采访中，商业行为可以采用，贿赂却是违法的。如果想挖掘类似的、与政治相关的内容的时候，至少应该排除掉商业手段。

　　“其实现在媒体界通行的报料费、必要的采访费用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种商业购买行为。”支庭荣说，可一旦购买行为涉及到了公职人员时，媒体就应该慎重，这是一个禁区。

　　虽然在美国、英国，一再强调新闻自由，但新闻自由并非至高无上，它依然服从于国家利益以及政府政党的利益。支庭荣教授认为，“当新闻遭遇与司法、政治、军事较量的时候，这个自由度是有很大限制的，大打折扣。”

　　麦尚文博士则认为，“窃听门”事件对未来中国传媒业的变革有三点启示意义：一是社会需要充足的多元的信息补给，才不至于失衡，甚至断裂；二是媒体与政府关系要保持适度，媒体如何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是影响社会信息结构的重要因素。三是，新闻业的变革应当引入更多的社会化力量，大学、企业媒体、民间组织力量等有必要获得应有的重视。

　　■最新进展

　　伦敦警察局长辞职

　　据新华社电　伦敦警察局局长保罗·斯蒂芬森17日宣布辞职，因为外界指责他与因窃听丑闻而关张的《世界新闻报》关系暧昧。

　　斯蒂芬森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已向英国王室、内政大臣特雷莎·梅以及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通报了辞职决定，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外界猜测并指责伦敦警察局高层与《世界新闻报》及其所有者、新闻集团的英国子公司国际新闻公司交往甚密。

　　英国媒体披露，2009年10月，伦敦警察局雇用《世界新闻报》前副主编沃利斯为公关顾问，但沃利斯却因与窃听事件有牵连前不久被捕。为此，警方受到外界的批评。还有媒体爆料，斯蒂芬森去年做腿部手术之后曾在沃利斯担任公关顾问的一家疗养院休养。

　　据媒体透露，《世界新闻报》窃听行为的受害者可能多达4000人。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获悉斯蒂芬森辞职的消息后指出，斯蒂芬森长期在警察系统供职，并成绩显著。但他同时强调，现在最重要的是伦敦警察局竭尽所能确保对窃听事件和所谓警方腐败的调查迅速推进。

　　布鲁克斯获保释

　　据中新社电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新闻国际前首席执行官布鲁克斯昨日凌晨获得保释。

　　伦敦警方昨日称，《世界新闻报》前总编、新闻国际前首席执行官丽贝卡·布鲁克斯于当天早些时候获得保释。丽贝卡·布鲁克斯17日被英国警方逮捕，成为《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东窗事发后被拘捕的第10人。

　　43岁的布鲁克斯在执掌《世界新闻报》期间，该报聘用私家侦探窃听名人、罪案受害人以及恐怖袭击受害人等的电话。该报还被指涉嫌贿赂警察。

　　布鲁克斯一直坚称她对窃听事件毫不知情。她在上周五辞去新闻国际首席执行官职务。据悉，布鲁克斯与许多英国政界要人关系非常密切，包括首相卡梅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