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的浮躁

在中国，很多大学生从不看新闻，即使看了，也从不关注财政，社会和教育，而唯独对芙蓉姐姐们了如指掌，津津乐道；在中国，上了四年大学，很多学生不认识老师，也不被老师认识，履历少的可怜，唯一的自信建立在游戏之上；在中国，平时的课可以不上，但考前的补习却少了不行，通俗言情小说畅销热卖，但图书馆的名著却鲜被问津。

老师的功利

大学只认钱不认人，中国大学越来越像官场。大学不是为了培养人才为唯一目的，而是把赚钱作为目标。就像温总理所说的“什么都和钱挂钩”。与钱挂钩，使得大批学子因为贫困问题而被堵在大学大墙之外；与钱挂钩，使得许多教授教职员工无心专门从事教学工作，忙于跑场子、演讲、讲座赚钱；与钱挂钩，使得一些基础科研和教育无人问津，大学瞄准急功近利的实用科学配置人才资源，削弱国家整体竞争力。[>>详细]

校园成为大家的谋生手段

现在的大学教育，被多数人当成谋生获利的手段，学生如此，教师自然也不例外。学生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专业的技能，方便以后找工作；教师教书是一门职业，教给学生知识以获得报酬，闲暇之余，出书讲座的也不少。这无可厚非，只要做好了自己本职工作，就不该受到太多的诟病。关键是，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只是把教书看成一门稳定的职业，大把的时间和精力，根本不是花在教书上而是用在了“走穴”讲座、拉关系申报科研课题上，因为这些能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详细]

教育理念的扭曲

很多年以前，教育家潘光旦在评价近代的所谓新式教育时曾说，近代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尤其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者做一个“人”、做一个“ 士”。中国教育没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识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只教人学些吃饭本领；三是所谓人才教育，只不过培养一些专家或文官。三者都和做人之道“离得很远”……潘先生的这句话，放在今天应仍不过时，我们的教育仍停留在为“劳动力市场”培养人的阶段，而不是为生活与社会培养人，在这种功利性目标导引下，什么通识教育、人文教育都很难有生存的空间。[>>详细]

管理僵化导致功利化

广州市南武中学校长封耀明以一个中学校长的身份道出了最直接的感受。我们老师有很多很好的想法，但是根本做不到，这是迫于现实的限制。比如校长三年一调，经常搞标准化评估，各种各样的考试指标衡量，不但学生厌学，连教师也开始厌教。在中国，教育就变成了脱贫的手段，尤其是边远山区，在这样明显的功利目的下，我们只能在一切为高考服务的模式下进行教育。[>>详细]

校园“行政化”难辞其咎

《南方周末》曾于2005年进行“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 3311位受访者中，69.87% 认为中国现在的大学校长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教育学者熊丙奇甚至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断言，估计95%的大学校长“逻辑思维基本就是个官，总想怎样维护自己的官位、当好干部”。

带领教育回归

早在2007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提倡教育家办学。”优秀的大学校长首先应是一位教育家，这是众多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共识之一。[>>详细]

现在一些大学校长往往是被各种各样的指标所驱动，而较少真正从教育本质、教育内涵方面去考虑如何办学。对现实的利益考虑得多，对大学精神、大学使命考虑得少。

维护学术自由

行政化的含义是什么？行政化使我们的社会井井有条。它的核心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就是上级能够保证比下级掌握更多真理。但是学校不一样，学校不能用这种方法，因为学校最核心的要素是追求卓越。并不是谁年龄大、经验多、职务高就一定卓越。只有第一线的教师才明白什么是卓越，他们知道怎么样追求卓越，所以不能让行政的体系把他们扼杀了。

但对大学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大学都是这个国家、民族的精神脊梁骨。大学的精神不能虚脱。大学教师必须真正崇尚学术崇尚真理，对国家、民族包括整个人类要有非常强烈的责任。大学一虚脱，这些就都没了。[>>详细]

从点滴做起推进体制改革

体制改革也不可能横空出世,最终也得靠各个学校去试,去推行。像杨玉良、“根叔”等先知先觉的校长,何妨先走一步。当然,改革意味着可能会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这就要求这些“敢言”、有抱负的校长们要敢于碰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