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伯儒：八十年代新雷锋_新闻台

　　一天深夜，阵阵雷雨惊醒了熟睡的朱伯儒。他连忙起床四处查看，发现炊事班放粮食的仓库漏雨，当即叫醒炊事班的同志，和他们一起把粮食搬到别的地方。搬完粮食，浑身都湿透了。朱伯儒的旧病复发，胸闷、咳嗽，吃不下饭。爱人催他去复查，他也不去，照常没日没夜地工作。一天，朱伯儒七岁的小儿子兵兵见到油库袁政委，凑在袁政委耳朵上神秘地说：“袁伯伯，我爸爸三天没吃饭了！爸爸不让说。”袁政委一听，眼泪止不住滚了出来，歉疚地说：“我没有尽到责任啊！”他抚着孩子的头说：“好孩子，回去吧，伯伯知道了！”

　　第二天，朱伯儒被送进了医院。

　　朱伯儒入伍以来，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当人们赞扬他时，他说：“作为一名党员，关心党的事业，首先就要做好本职工作。”

不忘还有困难的群众

　　在本职工作上，朱伯儒是个尽心尽责的干部，但他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光做到这点是不够的。他算了一笔帐：我们党有三千几百万党员，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二十五分之一。每个党员至少要关心和团结二十五名群众，这是最起码的。

　　十年动乱破坏了人与人之间那种亲密友爱的关系。朱伯儒却象一块炭火，燃烧自己，温暖别人。而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做下去。他看到一些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就象看到自己的父母兄弟在受苦一样，总是尽力帮助他们，关心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当群众遇到危难时，他挺身而出，舍身相救，曾在武汉东湖跳进冰冷的湖水，救起一个落水青年；曾在隧道塌方的危急时刻，奋不顾身地把民工推出险境；曾在旅途中热心照顾一位突然犯病的华侨老太太，使这个在海外生活多年的缝纫工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祖国的温暖……

　　一天，朱伯儒上街办事，看到一位年轻的农村妇女，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小男孩在武汉儿童医院门口哭。朱伯儒想，人不伤心不落泪，便走上前问：“你在这里哭什么呀？”

　　这个叫周想云的妇女哭着说：“两个月前，孩子发高烧，后来腿也伸不直了。在当地医院没治好，就来到武汉儿童医院。每个星期从孝感坐火车来着两次，治了一个多月，也没见好。今天来得晚了点，连号也没挂上……”

　　站在一旁的丈夫沈东高说：“我们就这个宝贝儿子，看孩子病成这样，一家人都哭了！”

　　朱伯儒想：“他们这么远带孩子来看病，真不容易啊！我应当帮他们一下。”他想了想，便领着这对夫妇到一家医院小儿科，向医生讲了他们遇到的困难，请医生给孩子作了仔细检查。医生说，孩子应当住院治疗，朱伯儒又帮助办了住院手续。

　　住院期间，朱伯儒和他爱人又几次去看望周想云和她的孩子。

　　经过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孩子的腿好了。这对年轻夫妇打心眼里感激朱伯儒，今年春节抱着健康可爱的孩子，乘火车专程到武汉给朱伯儒拜年。

　　被朱伯儒帮助过的，何止一家两家！

　　一九七七年三月的一天，朱伯儒发高烧正在家休息。他听说患有肺结核的临时工胡仕元突然大口吐血，连忙撑着虚弱的身子赶到工地，把昏迷的小胡抱在怀里，连声呼唤：“小胡，小胡！”小胡睁开眼睛看到朱伯儒，不禁泪如泉涌。朱伯儒把小胡背上汽车，背上火车，直奔三百里外的医院治疗。下了火车，车站离医院还有三里路，附近找不到一辆接送人的车子。怎么办？朱伯儒毫不犹豫地背起小胡，艰难地向医院走去。走着走着，小胡又吐起血来了。殷红的鲜血带着污秽吐了朱伯儒一身，又腥又臭，呛得朱伯儒一阵阵恶心。然而，朱伯儒没有放下背上的小胡，没有停下步子，一步一喘地行进着。有谁知道，这时朱伯儒因高烧，已是两餐粒米未进了。伏在朱伯儒背上的胡仕元昏迷过去又苏醒过来。他看见朱伯儒一步一喘，汗如雨下，哭着说：“朱队长，你让我下来自己走吧！”

　　“没关系，小胡……”朱伯儒吃力地回答了一声，咬咬牙继续向医院方向挪动。

　　为了抢救一个年轻的阶级兄弟，朱伯儒就这样走完了这艰难的三里路程。

　　经过十个多月住院治疗，胡仕元病愈了。出院那天，朱伯儒替他付了短缺的二百元医疗费，又把一百五十元钱和一百斤粮票塞到他手里，说：“这钱是你的工资，这粮票是组织上给你的补助。”事后小胡才知道，那些钱都是朱伯儒送给他的。

　　有一次，小胡不解地问朱伯儒：“现在有些人就想‘巴结’权势，而我穷得这样，你却‘巴结’我，我有啥值得你‘巴结’的呢？”

　　朱伯儒回答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这个责任啊！”

　　共产党员，这个闪闪发光的称号，从此更深刻地印在这个青年临时工的心坎上。今天，胡仕元谈起这段往事，心情还是那么激动，他说：“从朱伯儒身上，我看到了党的光辉形象，看到了人民军队的形象，感受到了我们社会的温暖。”

　　朱伯儒常常做了好事不留名，从不同别人谈起，有不少事连他爱人也不知道。他帮助湖北枣阳一位名叫王明春老人的事，是在五年之后才被人知晓的。

　　那是一九八○年四月，这位老人病重了，把儿子叫到床前说：“孩子，我活在世上的时间不长了，有件永远难忘的事你记下来：一九七五年八月，我去部队探望你。回家的路上，在安阳火车站突然胸痛昏倒，浑身发抖。是朱参谋送我进医院检查。医生说，是胃出血，要住院治疗。朱参谋给我办了住院手续。因为出血多，要输血。医生叫先付二百元钱。我身上带的钱不够，正在难过、焦急。朱参谋对医生说：‘他是我的亲人。我是“O”型血，输我的吧！’医生同意，就从他身上抽了三百毫升血输到我身上。不要忘了，至今我血管里还有朱参谋的血。他整整服侍了我三天。我出院，是他付的住院费和药费，又亲自把我送回家。事后还几次给我寄药和红糖。要不是朱参谋，我可能早不在人世了……他眼下在哪里？要找到他，要向部队领导反映，说我在九泉之下也忘不了他……”

　　王明春老人的儿子辗转找到了朱参谋。他正是朱伯儒。原来谁也不知道的这段往事，就这样传开来了。

（本文原为新华社消息，时间为1983年7月28日，转载仅为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