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统筹城乡”向十八大交出的答卷_新闻台

　　“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曾有人对中国城乡之间繁荣与衰败的巨大落差作出这样的描述。今天，当记者深入各地采访时，发现城乡之间正悄然进行着从割裂到融合的演变：被跨越的贫富鸿沟，被拆毁的制度城墙，被破除的产业藩篱……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单兵突进难以有效突破，必须通过综合配套改革，协同推进，集中攻坚。按照中央的试点改革精神，成都和重庆在被确定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围绕农村产权、户籍登记、社会保障、基层民主、民生建设等领域，针对城乡之间体制机制性障碍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他们和全国其他地方一起努力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统筹城乡新路。

　　从理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着力

　　3年前，为了更深入地推进统筹城乡领域的改革探索，国务院批复了《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允许成都市在9大方面先行先试。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成都统筹城乡改革不断向纵深领域推进。

　　户户青瓦房，家家大宅院；门前水泥路，屋后大花园；水电气光纤，直通家里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根本无法将这一切和几年前还是成都市贫困村的新津县袁山村联系起来，它的嬗变折射了近年来统筹城乡改革在四川成都不断深化所取得的成就。

　　袁山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得益于成都市启动的以理顺“农村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系列改革：通过对农村资产进行“确权颁证”，明晰农村产权，给农民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即“宅基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等产权证明。

　　60多岁的袁山村村民袁福清，已经利用这“三证”成功地“变现”。他和全村近400户村民将手中近2000亩承包地的经营权，以每亩650斤大米市价的年收益，集中流转给一家农业产业化公司建设养殖基地。

　　袁老汉一家流转出去5亩承包地的经营权，每年可稳定收入近4000元钱。此外，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后，袁老汉的儿子、孙女都没有了农忙的后顾之忧，完全转战到二、三产业中。

　　在北京，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也迅速推进，已有3300多个农村组织完成改革，250多万农民成为农村集体资产的“股东”。全市工商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约4800个，成员出资总额逾40亿元，覆盖三分之二以上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

　　使千百万农民成为“有产者”是“破译”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原因的密码。

　　从“土地人”转向“社会人”

　　与成都同属于国家级统筹城乡试验区的重庆市，在弥合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体制性障碍道路上不断前行。重庆市石柱县悦崃镇南垭村村民冉其锋，从2004年起在石柱县城打工，并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

　　2011年3月，冉其锋夫妇和两个儿子的户口全部转为城镇户口，他们享受了原来只有城里人才能享受的医疗、养老和教育等保障。冉其锋说，他们在乡下的土地和农房并没有被收回，3亩多土地的租金加上政府农业补贴，每年还有2500多元收入，既享受了市民待遇，又保留了农民权益。

　　这几年，重庆通过加大投入，整合社会资源，着力在住房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进行配套改革，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和成本。

　　目前，重庆已在全国率先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系统的户籍制度改革配套政策体系，陆续出台社保、教育、卫生等30多个政策文件。从今年开始，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工作也将转入常态化，按照现行户籍政策和城市容量、农民转移规律来进行户籍的迁移，保证农村居民有序地向城市流动。

　　打着紫红色的领结、穿着黑色的职业装，举止大方，容貌秀丽……成都市双流县兴隆镇保水村村民汤炳琼给人以清新亮丽的印象。她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家名叫“玫瑰园”的农业休闲山庄接待部主管。

　　在汤炳琼居住的灰白相间、绿树环绕的居民小区里，10多栋6层高小洋楼矗立在一片绿树环绕的坡地上，水、电、气、光纤全部通到户，小区外有活动广场、健身设施，小区内有超市、卫生站。

　　成都市市长葛红林介绍说：“在持续8年改革成果基础上，现在成都市的城乡统筹工作已经深化到全面推进农民从‘土地人'向‘社会人'转变的阶段。”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成都市重点做了3个方面的工作，归纳起来就是9个字：解放他、保障他、维护他。

　　国务院近期召开的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会议特别指出，“十二五”时期，要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基本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更加注重保障公平，更加注重统筹城乡发展，更加注重优质高效服务，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奠定长远基础开拓未来空间

　　“许多农村地区发展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去城市反哺力度不足，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北京也是如此。”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蒋力歌说，近年来，北京市注重按城乡一体化的思路解决农村发展问题，进行统筹规划布局和制度安排，并以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作为支撑，促进政策和资源向农村倾斜。

　　有了政府的大力“输血”，北京农村自我发展、自我“造血”的能力显著提高，农业向高端化、多功能转化。

　　为改变“人均耕地不足1亩、农业效益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工业‘小弱散'、农民居住分散、公共服务配套差”的局面，成都市率先在全国实施“城市规划”向“城乡规划”的转变，通盘规划1.24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城乡发展，将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走集约、集群发展道路，带动城镇和二、三产业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条件；让农民向城镇集中，聚集人气和创造商机，也为土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把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进一步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经济学家、成都大学副校长张其佐说，只有集中、集群、集约地发展产业，才会做大做强，对环境的污染也会降到最低，水电气等配套设施就能得到充分利用。2003年成都有116个工业园区，通过政策引导和调整，目前仅保留了21个工业园区。这样的布局从源头上确保了工业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

　　同时，从2005年初起，成都市开始了一系列的机构撤并：撤销农牧局、农机局，成立农业委员会；撤销林业局和城市园林管理局，组建林业和园林局；组建水务局，对全市城乡水资源实施统一调度和管理；撤销市交通局、市政公用局，成立交通委员会……服务于统筹城乡改革要求的“大农业”“大林业”“大水务”“大交通”等新政府机构在成都初步形成。（《半月谈》2012年第12期，记者侯大伟丛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