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视网|中国网络电视台|网站地图 |
| 客服设为首页 |
来源:瞭望
中国足球反思录(上)
中国足球,与世界距离太远,欠国内球迷太多,要解决的问题太繁重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始于2009年的中国足坛扫赌打黑风暴,经过长达两年多的调查审理后,终于迎来了一审终结。两位中国足协原专职副主席、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前主任谢亚龙、南勇一审均被判刑10年半。中国足坛昔日呼风唤雨的人物杨一民、张建强、陆俊等人此前已分别受到了法律惩处。
一边是如火如荼、魅力四射的欧锦赛,一边是面容憔悴听着司法判决书的谢亚龙、南勇,这不由得让人一声长叹!中国足球,与世界距离太远,欠国内球迷太多,要解决的问题太繁重。
这场司法大审判能否成为中国足坛冲破黑暗的一道曙光,令足球触底反弹,获得重生?
反思之一:足球主管为何纷纷倒下——必须彻底改变官商一体、管办不分的现有体制
3年前,南勇正式出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主任时,曾对致贺的熟人说:“说不定是坏事啊。”
一语成谶。仅一年后,南勇被批捕,成了足球打黑中职位最高的足坛官员之一。而他上任伊始用来形容中国足球的三个词“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和“举步维艰”,犹在耳边。
这不是个人的悲剧。中国足球自1994年推行职业化改革至今,五位足管中心主任中就有谢亚龙、南勇两人倒在“中国足球掌门人”这个火山口上。这已无法单纯用个人素质和道德修养来解释。
十年前,当时还是副主任的南勇带病坚持亲赴十强赛现场后,因胃出血病倒在医院,他的吃苦敬业曾让时任足管中心主任阎世铎感动得潸然泪下。在他被捕之前,许多圈内人对他的评价都不错。一位足协内部人士表示:“当年南勇很努力,很正派,是很有前途的年轻干部。”
1997年,36岁的南勇成为最年轻的足协专职副主席,是当时国家体委最年轻的副司级干部;2009年成为足协一把手。铁腕、敬业、敢干,是圈内人对他的普遍评价。然而,在摆平各种关系并树立权威后,那个上任时高举“反黑”大旗的南头,将自己反进了牢狱。
和前任谢亚龙一样,南勇同样在任上留下骂名甚至遭遇牢狱之灾。
业内人士和专家的普遍共识是: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框架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有着体制上的先天缺陷;中国的职业足球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个怪胎,一个官商一体、由视政绩重于联赛利益的行政管理者所主导的“伪职业”联赛。
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体育产业研究专家易剑东说,南勇事件一点也不奇怪。“作为足球运动的管理者,却直接介入了联赛的市场行为,又管又做,犹如会计和出纳是同一个人一样,很容易监守自盗”。
中国足协等体育行政管理部门“一套班子、几块牌子”的机构设置早已广受诟病。足管中心、足协、中超联赛公司多种身份给投机者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和挡箭牌,他们可在其中来回钻空子,有好处就捞,有风险就躲。负责联赛经营的中超公司是足协自家所办,是典型的“官商一家”。
成都体育学院教授郝勤提出了一个问题:谢亚龙、南勇们,他们到底是一个公司的CEO呢,还是政府的官员?他们应该服从谁的利益?
他认为,假设谢亚龙、南勇像NBA总裁斯特恩一样,可能就不会去贪污。因为NBA的总裁收入是跟其业绩挂钩的。但谢、南在体育总局只拿一份死工资,当他们面对几十万、上百万的金钱利益时,是很难抵挡诱惑的。“中国体育制度的‘双轨制'必然产生如谢、南这样的官倒。”
南勇曾是正厅级干部,但从中超公司2005年成立到2009年,他一直是公司第一任董事长和法人代表,而第二任则是杨一民。
郝勤说,中国足球的“双轨制”导致体育制度既没有完全实行商业化和职业化,而做的又是商业化的事情——中国足球的体制是两种体制强扭的结果。“中国足球深层次的问题就在于此”。
中国足球改革近20年,其成果只是证明了行政管理无法解决足球推行商业化、职业化后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反而加重了症状。
反思之二:联赛赔钱,赞助商权益受损——职业足球是个综合体,只有每个单体都职业化了,分清职责,遵守规则,职业足球才能做到职业化
中国的职业足球也曾经有过好日子。甲A也曾经金光灿灿,各界名人曾以谈论足球为荣,足球明星的地位曾远高于影视明星,连国家队外教施拉普纳的一根头发也被拿到春晚说事。
有数据显示,就在1996年,甲A联赛场均现场观众已达到近3万人。而中超时代,即便在球市出现明显反弹的2011赛季,场均上座率只为1.76万人,但这已经创造了中超纪录,令足协欣喜不已。
涉足中国足球的,有签下“中国新名片”李娜的国际管理集团(IMG),也有成功参与了篮球CBA“北极星”计划的瑞士盈方,但这些在国际体坛赫赫有名的体育管理公司,却都在中国足球上摔了大跟头。
“前五年赚了多少,后五年就赔了多少,”IMG中国区前总裁王应权如此形容与中国足协的十年合作。这家世界最大的体育和娱乐营销管理公司,是第一个介入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吃螃蟹者,见证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兴衰。
中国足球职业化伊始,IMG就以一年120万美元承包费,每年20%递增的合同拿下头五年甲A开发权。五年一直都算蜜月期。当时作为总冠名商的某烟草公司也通过足球迅速打通全国销售渠道,赚了个盆满钵满。那时候,联赛是绝对的卖方市场,想赞助的企业挤破了头,但都需要排队等候。
1998年,IMG和中国足协签订第二个五年甲A联赛赛事推广合同时,价码已经提高了近十倍。等于甲A品牌价值五年增加了近十倍。
同年这家烟草公司因烟草广告的管制禁令无奈退出后,百事可乐以一年1000万美元击败可口可乐,拿下冠名权。
百事没有想到,同当时前景貌似一片光明的足球联姻,会成为一段伤心史。2000年底,为国家队备战世界杯考虑,足协抛出了联赛2001年只升不降、2002年只降不升的诡异方案,同时联赛赛程被“腰斩”。这个严重破坏联赛正常秩序的创意引起口水一片。俱乐部最终服从了,IMG多次向足协进言,百事也表示反对,理由是不愿意赞助一个没有竞争气氛的职业联赛。
但在足协的强制命令下,这个“新赛制”最终还是推行了。取消升降级意味着,甲B队伍如果2001年冲不上甲A,只能再等两年后才能圆梦。因此在该赛季末时,一些甲B球队为升级不择手段,最终诱发了“甲B五鼠”的丑闻。
坏消息接踵而至,2002年初,足协宣布甲A联赛电视转播权由足协统一开发。也许是国家队在韩日世界杯的出线让足协挺起了腰板,他们向中央电视台开出了较高价码,双方久久难以谈拢,导致当年前6轮联赛没有直播。
当年底,百事单方面宣布暂停对甲A的赞助,认为中国足协以及IMG在2002年先后多次违反了合约规定,仅在六轮没有直播这个环节上就让他们损失了数百万元,包括没有清理赛区广告等,并以此要求扣款。百事退出后,在其中两头不讨好的IMG也在2003年底合同到期后离开。
足协没有挽留的意思。肥水不流外人田,2004年中超元年,在没有任何招标的前提下,前身为足协联赛开发部的福特宝公司直接接手中超联赛。
此后,联赛商业开发事故不断。西门子赞助了中超一年后就退出,翌年中超“裸奔”;中超公司取代福特宝后仍然换汤不换药,结果2006年拉赞助拉出了著名的爱福克斯案;2007、2008年冠名商改成了国产品牌金威啤酒。但据报道,2008年每家俱乐部只得到了750箱啤酒、一台打印机外加150万元的分红,创联赛分红最低纪录。
有报道说,在百事纠纷时,IMG在他们与中国足协的合同里,圈出了一百多处违约条款,而这些直接损害的都是赞助商百事的利益。“掏了钱却没权说话”,是许多曾经投资中国足球的企业的共同体会。因此,西门子、飞利浦,这些国际大品牌最终都纷纷撤退了,目前只剩下一个指望抄底的阿迪达斯。
曾参与制定CBA“北极星”计划的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社科中心主任鲍明晓指出,“赞助商的利益永远要放在第一位,但我们对赞助商和球迷没有基本的尊重。”
2003年,IMG中国区总裁王应权等高层辞职,随后IMG放弃中国足球。内部人士透露,一个原因是“中国体育市场并非这些中心和协会吹嘘的这么光明,很大部分是泡沫。实际上,在经营过程中困难很大。”
有专家认为,亏损与烧钱产生的泡沫有关。
1997年,前卫寰岛开创国企“烧钱足球”之始,他们以明显偏离正常性价比的价格吸引国脚转会,斥巨资引进了高峰、姜峰等,并聘请中国国家队前主教练施拉普纳任主教练。随后的一个赛季,该队又以235万元的创纪录价格买下了彭伟国,以200万元买下符宾。
这种偏离规律的“烧钱”,为日后困扰中国足球的球员高薪、俱乐部高成本运作埋下了伏笔。
一方面是经营成本已经被抬得过高,另一方面是联赛始终没有形成良好的运营机制和创收渠道。再加上俱乐部也缺乏真正有经验的职业经理人,中国足球一直没有被做成一个好生意。
所以甲A的历史,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除北京国安这一支战斗始终的独苗,广州松日、四川全兴、吉林延边、重庆寰岛、深圳平安、广东宏远与甲A共同成长的这些名字,已不复存在。十年甲A,烧得众多投资者落荒而逃。
英超等联赛的俱乐部,从出售电视转播权得到的收入占总收入的一半左右。而中国足球俱乐部始终没有找到生存之道。由于中国电视业不发达的客观情况,所谓电视转播权的销售,实际上俱乐部最后得到的货币收益微乎其微。同时,球市的日益不景气让门票收入成为杯水车薪,而俱乐部在产品开发方面也几乎为零。至于出售球员所得,还远远比不上引援的支出。赞助几乎是俱乐部唯一的进账。
鲍明晓说:“联赛出问题一定是财政出问题。一个联赛要保持健康发展,俱乐部可以亏,但必须要从市场上挣回成本的70%到80%。如果低于这个标准,长期一定会出问题。”
易剑东说:“国外足球俱乐部也有不少亏钱的,但中国是谁都不赚钱,这就不正常。”
俱乐部和投资人到底如何盈利,是中国职业足球必须解决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