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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人物】
牟宇 30岁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总体副主任设计师
柳宁 32岁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总体主任设计师
黄震 30岁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总体副主任设计师
吕新广 34岁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主任设计师
杨宏 航天科技集团空间技术研究院 天宫一号技术负责人
余梦伦 中国科学院院士
尚腾 25岁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冯昊 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 副主任设计师
中国网络电视台消息：这是中国人越来越熟悉的电视画面--酒泉卫星发射现场，发射架上矗立着一次次变换名称，即将飞向太空的火箭和飞船在静静等候着属于它们的那个精确到分秒的时刻。
远在1700公里外的北京航天城指挥中心的工程师们，不时扫一眼大屏幕，同步倒计时的还有他们复杂的心情。
牟宇：一直就是紧盯着屏幕，没有任何的放松。
黄震：每个人手心里肯定全都是汗，特别特别紧张，我觉得，真的不知道如何用言语来形容这个紧张的程度。
5 4 3 2 1，点火。起飞，程序转弯。
倒计时，这是人类探索太空每向前迈出一步都要举行的仪式，在发射这一刻所有人的心情，随腾空而起的火箭揪成一团。
仅仅600秒之后，箭船分离的那一刻强烈的成就感扑面而来。
吕新广：发射的时候，最后看着它轰轰上天，那种感觉非常好。
冯昊：反正我看了那个火箭，就是稳稳地飞起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默默地流泪。
牟宇：那时候就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
记者：在神舟九号和天宫一号的交会对接任务中，我注意到这样一项数据，在载人航天领域，技术人员的平均年龄才只有31岁。那么这些年轻人在这次交会对接任务中，主要担任什么样的工作呢？他们对中国航天事业会带来怎么样的改变？未来他们能否承担起航天事业交到他们手中的重任呢？
许多人惊异于指挥大厅里这些青春的面孔，因为在记忆里，人们很容易把飞天和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的形象划上等号。
事实上目前我国航天系统已经形成60后唱主角、70后挑大梁、80后当中坚的模式，相比较而言，中国航天人比世界主要航天大国同行平均年轻15岁左右。
杨宏：我记得在国外航天团体来跟我们进行技术交流的时候，我觉得羡慕我们最多的是我们中国航天有一支年轻的设计师队伍，这个是真正的中国航天的希望之所在。
记者：这里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也被认为是中国航天的发祥地，钱学森老先生就是这里的第一任院长，中国现在有12种型号的运载火箭，其中10种型号都是在这里设计制造的，本次担任神九发射任务的改进型长2F火箭也是在这里设计生产的。
今年30岁的牟宇就在这座大院里上班，1982年出生的他，有一个听起来让人肃然起敬的头衔--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火箭总体副主任设计师，通俗地讲，就是负责火箭总体设计的二号人物。
记者：你做的总体设计它具体是做什么？
牟宇：我就是提出电气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整个火箭所有的电气系统的设计、布局，包括那些方案的选择，这一块都是由我们来牵头。
也就是说火箭内部所有带电的部分都由牟宇和他带领的团队来设计完成。从高中、大学再到参加工作，牟宇的人生履历漂亮得让人羡慕。2000年他考入北京理工大学飞行器设计专业，四年后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保送本校直接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他从事改进型长2F运载火箭电气总体设计工作，并参与去年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的发射任务。
牟宇：大家可能都意识到你从事的是一项关乎整个国家，就是航天的一种命运的行业，而且航天是论成败的，飞行失败对于航天工程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挫折。
记者：只有成功或者失败，没有中间状态？
牟宇：对。
今年34岁的吕新广和牟宇同在火箭设计系统内工作，2003年他就在这所大院里读研究生，而今他的职务是长2F运载火箭制导系统主任设计师，通俗来讲控制火箭飞行的设计，吕新广要负全责。
记者：你工作之后去过几次发射场？
吕新广：工作之后，神五、神六，然后神七、天宫一号、神舟八号都去了。
记者：哪一发是第一次你的这种研究成果？
吕新广：在这个火箭里应用了对我们制导系统来讲，我们更加重要的一项技术是迭代制导技术，这是在神舟八号上面才用的。
记者：什么叫迭代制导技术？
吕新广：简单地说就是上了天之后，我要实时地去算，我如果偏离得太多了，我都会从当前算出一条最优的弹道来。
30岁的牟宇和34岁的吕新广，在火箭设计领域挑了大梁，而参加工作才两年30岁的黄震就担任了火箭搭载的载人飞船总体副主任设计师，他是具有这个头衔最年轻的工程师，黄震的履历和牟宇极为相似，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大毕业保送硕博连读，2010年毕业后，黄震加入中国航天事业，那年他28岁，刚刚参加工作就相继进入神舟八号和神舟九号的任务团队，负责总体规划和方案设计。
黄震：这个可以看一下，这就是航天员在发射和返回过程当中他就是这个姿势的。
记者：当初为什么会想要选择总体的工作？
黄震：可能总体的工作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工作，我觉得是整个所有工作里面最有成就感的。
记者：成就感来自于什么？
黄震：你设计了一个东西，想了一个方案，想出来你有一个像玩具一样的神舟九号，我在天上的时候该怎么摆弄它，怎么回来，然后有一天它发射了，按你的想法一步一步地去实施，然后全国有上万人来配合、数亿人来观看，这种成就感我相信不是其它的工种可以比拟得了的。
1980年出生的柳宁长着一张典型的理工男的脸，平头、偏瘦、戴着眼镜、喜欢穿运动服。2008年柳宁获得清华大学力学专业博士学位，现在32岁的他，头衔是天宫一号总体主任设计师，在本次任务中是天宫一号技术组的负责人。
记者：那你现在这个室，你在这个室主要是做的工作是什么内容？
柳宁：就是整个天宫一号，从一台台的设备，一个壳体给它拼装成一个整体，然后测试的一个过程。
牟宇、吕新广、黄震、柳宁，这些30岁上下的年轻人带领他们年轻的团队合力参与了神舟九号的发射任务，此次发射因为载有3名宇航员，并与天宫一号进行首次载人交会对接任务而备受瞩目，这些80后如何带领年轻的团队将这一切变为现实？在执行发射任务前，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日日夜夜呢？
6月6日，距离神舟九号发射还有10天时间，牟宇参与这次发射设计的改进型长2F火箭已经在5月初从这间厂房出发，运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行在发射场的各项测试准备工作。
记者：在这个车间主要是做什么？
牟宇：这个车间主要是做火箭的总装和测试。
记者：总装就是整个火箭的安装都是在这儿完成的？
牟宇：对，就是把火箭的各个结构部件总装在一起。然后在把我们的仪器和电脑都连接到一起。测试就是把我们这些总装完成过后再整体进行一次火箭的电气系统的测试。然后确保我们火箭在进入发射场之前功能都是一切正常的。
记者：在火箭的总装与测试车间，我们注意到在地上有两条铁轨，那这条铁轨是干什么用的呢？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往前看，在镜头前方看到一个这样的卷帘门一共有两个，这两个卷帘门，火车是可以通过这个铁轨直接开进厂房的，当火箭完成了测试安装总装之后呢会通过天花板上的，这块也有吊车，把火箭吊起来装到火车上用这样的铁轨直接运往发射场。
北京北郊的航天城发射指挥中心一片忙碌的景象，再过9天，这里将是几亿双眼睛关注的焦点，作为总体调度的柳宁和黄震从4月初开始就一直生活在这里，他们和其它部门配合每天演练神九与天宫一号对接的各项任务，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紧急状态。
记者：你们每天演练，我看工作环境也挺紧张，那个是在演练什么？
柳宁：演练首先是把正常任务的流程练一遍，但是正常流程只有一个，异常的现象我们现在有几百个，我们就要从几百个故障里面挑出那些影响航天员安全的故障，他怎么处理这个流程，真正任务中很小可能会发生，我们必须在地面把这些重大的故障都要练过，这样真正发生的时候就不会很紧张，按照现有的流程走下去就能保障航天员安全回来。
在今天的这场演练中，黄震的代号是长城，他头戴耳麦眼睛紧盯着电脑屏幕，手里拿着今天的任务书，他不时通过话筒发出指令，并回应其它部门的呼叫，大屏幕上模拟着330公里外太空中交会对接的各种可能性。即便是一场演练，我们也能从中真切感受到紧张的气氛。
记者：可不可以具体描述一下，你这个工作每天都包含哪些重要的部分？
黄震：大家知道马上要发射神舟九号了，但是它什么时候发发射上天之后每天都干什么，然后我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和天宫一号进行对接对接完成之后的话，我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我什么时间进行返回，把这些东西，按照我们的条件一点点理清楚，这是我最主要的工作。
黄震说因为分工不同的原因，他需要在北京航天城发射指挥中心坐镇后方，因此包括神八和天宫一号等，最近几次发射他都很遗憾没能到现场去亲眼目睹点火的时刻。
记者：像最接近的比方说一两天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要做什么？
黄震：按照神八经验属于冥想。
记者：冥想什么？
黄震：那个时候该做的工作都已经做完了，该记的东西都已经记熟了，这个时候应该是休息，然后把最紧急、最重要、最关心的问题在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再过几遍，这样才能保证在任务的时候可以圆满地完成我这次的飞控任务。
在执行任务期间，柳宁和黄震的手机不允许关机，活动半径必须保证十分钟内可以赶到指挥大厅，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几乎合二为一、无法区分，加班就更是这些年轻人的家常便饭。
记者：加班是常态？
柳宁：对，加班很正常。
记者：休过吗？年假？
柳宁：没有，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没休过，一般春节还能休两三天吧。
冯昊：说我们是白加黑，5加2形容我们，到最后的时候都有晕倒的迹象，特别累，确实是特别累。
黄震的爱人原本是风景园林设计师，但丈夫工作实在太忙，工作地点又非常偏僻，于是她放弃工作搬到郊区，由于附近没有类似的工作职位，黄震的爱人就一直待在家里。
黄震：她说我的事业是我们两个人的。
记者：可是她现在不工作，自己呆在家里，每天见到你可能只能听到你的一句晚安？
黄震：对，是这样，她说每天最大的愿望，就是盼着我回来。
记者：那你想过以后要改变这种状态吗？
黄震：想啊，每天想的就是这件事情，把我自己的从软件上到设备上到我们团队的整体实力上大幅度提高之后，让中国的载人航天再也不用加班。
上午的紧张演练暂时告一段落，午餐时间是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这里是专供神九发射工作人员吃饭的餐厅，一桌子的年轻人让人感觉像是到了大学食堂，这是工程师们少有的八卦奇闻趣事的机会。
你把它定准了，应该是十分钟，定个六分钟吧。
黄震：我们当时最大乐趣就是吃饭的时候聊天。
记者：看电视呢？
黄震：看电视的话，我们也是不同的人，兴趣爱好不一样，我们主要是分成两大派，一派的人，主要是看中央九台纪录片频道；另外一个房间人，大家就喜欢看动作电影，足球还有游戏电子竞技这样的频道。
记者：一个屋的人相对静一点，一个屋的人相对闹腾一点？
黄震：就说一屋科学家，一屋暴力狂。
记者：你是属于哪一个？
黄震：我既然用这种词眼来修饰他们，当然是属于科学家一类的。
这个仿真实验室是吕新广除办公室以外的第二战场，从神七到神九的制导系统实验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记者：像这个设备它是测什么？
吕新广：这是一个模拟火箭姿态的一个设备，这上面装的是我们的一些传感器，它能够模拟到火箭的一些动作。
记者：就是通过这里面的一些设备就是通过这些传感器，把火箭在空中实际的动作传回给你们？
吕新广：对，通过模拟的一些信息，我们用它来计算就能算出来，现在火箭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速度就能够算出来，然后根据这个数据，我们就可以算下一步的制导。
记者：下一步的制导是什么概念呢？
吕新广：就是根据现在是在什么位置，我们目标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算火箭下一步应该往哪个方向飞。
跟柳宁和黄震相比，吕新广的大部分现场实验工作已经在火箭运送到发射场之前完成，从5月9日火箭运走之后，他有了更多时间锻炼身体，也期望尽可能多地陪陪家人。
你知道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吗？知道吗？
造火箭的。
什么？
大声说。
造火箭的。
记者：这里是飞船试验区从神五到神九所有的总装和测试的工作都是在这里完成，远处的银白色的一层层铁架子大家看到已经空了，之前神九就是在这里完成总装和测试，然后运往发射场去择机发射，再往前我们会来到目标飞行器的实验区，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天宫一号，就是在这里完成总装和测试，那现在我们跟着镜头看，有两个银灰色的物体，其实这两个银灰色的物体跟我们现在在天上的天宫一号实际上长得是一模一样的，他们两个叫天宫一号的初样。什么是初样呢？就是天宫一号在天上要完成的所有的动作的这种测试，都需要在这儿先进行，每天工作人员会从这个舱门中钻进去完成设备的安装和调试。简单地说，整个这个大的区域就是要完成飞船和天宫一号的总装和测试，确保对它们进行体检无误之后送往发射场择机发射。
在测试期间，柳宁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待在舱里操作检验航天员要使用的各种设备。去年10月，航天员们来研制现场和他们交流时，柳宁亲自当陪练员介绍天宫一号上的每一个细节。
柳宁：航天员用之前，我们都要把它测一遍，就是亲身体验一下。
记者：都测什么了？
柳宁：就好像比如说咱们家有一个空调，开关好不好，我们得试一下，那个飞船上有一个液晶显示器，有个屏幕，每个钮的功能我们都要试一下，比如说亮度，我从最亮调到最暗，最暗调到最亮，是不是每一下的反应都是正确的。有一个键盘ABCD，这么多钮，每个钮按上去，是不是正确的反应，我们都要从头到尾试一遍。
柳宁的测试还远不止这么简单，为了保证设备运行正常，增强航天员的使用舒适度，他在去年天宫一号发射前设计了一个高难度的测试项目，并亲自试验。
柳宁：我们为了模拟失重情况下，因为人四肢是都是悬空的，然后模拟他开门的能力，我们自己设计了一个实验就把人吊起来，这就相当于我自编自导自演的一个项目。
记者：是吗？拿什么吊的你？
柳宁：是拿个吊车，下面拴个手动的吊车把我吊在中间。
记者：你也当演员？
柳宁：对，就是弄了一个登山的那种，保护带把自己吊起来，一只手把着门框，一只手攥钥匙开门。
在2008年刚参加工作时，柳宁刚好赶上神舟七号飞船发射，当时作为新人的他参与了神八初样的研制工作，后来他加入了天宫一号的研制团队。三年的朝夕相处，让柳宁对天宫一号充满了感情。
柳宁：就是关门的时候，觉得有点儿失落的感觉，因为以前一直是在天宫里面长期参加测试嘛，但天宫是离发射，还有一个多月它门就关了，就再也不开了，就等在天上才开了，所以相当于关了门，我们再也进不去了，就是远离了这种感觉。
神舟九号发射前一周，这几位80后的航天人和他们年轻的团队以接力的方式等待接受发射检验的那一刻，他们精彩的人生也随一次次发射跟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相遇相融，显然他们是幸运的，但是除了幸运是什么铸就了他们的成功呢？
牟宇工作的这个大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艰难而辉煌的五十年。1957年创立之初，这里地处偏远南郊，如今已经被日渐扩大的北京城区囊括其中，院子里现代化的新办公楼和五十年代建成的主楼遥相呼应，就像这里新生代的主人给充满历史感的大院儿带来朝气和活力。
记者：你觉得现在航天事业和像八九十年代，那会儿有什么大的变化？
牟宇：那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应该说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人也曾迷茫过，也有多人转到其它的行业里面去，因为这个行业相对来说，可能有一句俗话叫搞航天不如卖茶叶蛋的，当时也有收入待遇的问题，但是从九十年代末到2000年以后，我们整个航天领域的这个待遇也相对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所以更多的人年轻人也愿意投入到这个航天的工作中来。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如今他的塑像矗立在大门内侧微笑着迎来送往这里的每一个人。20世纪下半叶，中国两弹一星的成功创建了中华民族的辉煌伟业，但此后二三十年，我国航天探索日渐缓慢，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航天系统才重新复苏，吸收了大批高校毕业生并直接在以航天型号为背景的课题中培养博士生、硕士生。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柳宁、牟宇、黄震这些80后正在读中学，但他们内心渴望探索太空的种子已经悄悄萌芽。
黄震：从小就是喜欢摆弄一些小东西，做些小机械、小玩具这些东西，喜欢把一些东西拆拆装装，我们家的卡子、玩具，喜欢拆拆装装这种事情。
牟宇：做各种模型，就是什么军舰，还有什么汽车各种的模型，自己特别多地做这一块，就觉得还挺有兴趣，飞机模型什么的也都做。
黄震：学了物理之后，等到学完第一年的时候不觉得什么，再往后开始学四大力学，理论力学热力学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啊，这好像不是我的理想”，然后就开始去拉平自己的轨道，想找一个更偏工程的，就是想要做一个飞船。
柳宁：然后很逗的，当然我们开过一个班会，大家谈理想，我前边一个同学说，我要当宇航员，当时我已经近视了，我说我反正当不了宇航员，我以后就做搞航天的吧。
记者：就把你送上去。
柳宁：对，不过那个同学现在在机场工作，也算部分实现了梦想吧。
机遇有时会不期而至，1986年被称作世界航天史上的黑色灾难年，继1月28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机毁人亡事件之后，紧接着一系列的事故让世界火箭发射市场几乎瘫痪，当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卫星厂家和用户都开始着急的时候，中国火箭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记者：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里，有这样一片独特的银杏林，每一棵银杏树代表着一次运载火箭的发射，大家看到在银杏树边上的石碑上写着每一次发射的状态，这一枚是第五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日期1983年8月19号，发射结果成功，所有成功的发射都用这样黄色字体表示，如果是失败的发射就用蓝色字体表示。这些银杏树见证了中国运载火箭发射的历史，中国发射第一个50枚运载火箭用了近30年的时间，第二个50枚用了近10年的时间，而第三个50枚仅仅只用了四年的时间。中国新一代的航天人，也就是在这样航天事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迅速成长起来。
2000年前后，就在中国航空业突飞猛进发展的几年里，80后的新一代航天人在各自求学的道路上已经硕果累累，他们开始以更高远的视野和更成熟的心态为立志加入的航天事业摩拳擦掌、做足准备。
牟宇：当时也确实是比较优秀，然后在研究生期间做了很多相关的科研工作。
记者：当时为什么那么棒？都能考第一，又保送。
牟宇：自己一直都是属于那种比较能够静得下心来读书的这种人，就是在研究生期间还是比较有一些自己的小目标吧。
和牟宇一样，很多优秀的80后航天人在读期间就跟随导师开始某些型号的科研任务，于是毕业之后他们被争相录用，在各自领域迅速挑起大梁。牟宇对当时来大院儿面试的情景仍然记忆深刻。
牟宇：当时就是说面试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地方，当我看到咱们办公室挂着那些办公室的吊牌，然后能看到长征二号F、长征五号、长征七号，包括咱们的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我要来工作的地方。
从东方红一号卫星到北斗导航卫星，从长二F到长三甲运载火箭，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七号，飞速发展的中国航天事业给了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同时他们也幸运地得到了非同常规的职业发展机会。
记者：我不知道就是说像你们这个系统里面，作为年轻人你们的这个职位的晋升，大概是有几条线可以走？
牟宇：主要是分为两条路线，就是一条路线就是咱们的技术路线，咱们走技术路线，当然从我们的这个主管设计到副主任设计师，一直到我们的主任设计师到我们的副总设计师，到我们的总设计师，整个这个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技术链路。
记者：另外一条线呢？
牟宇：另外一条线，那就是总指挥的这个路线，就是我们的一个行政管理路线。
杨宏：这样的话就是说，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我们给每个同志给他定制了一个事业的规划和前景，这样的话，他可以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来选择自己的一个晋升和发展的空间。
这种不按行政职务论高下，只要技术过硬，能力够强，就会被提拔重用的技术路线模式给那些擅长发展专业的工程师们解决了后顾之忧，他们认为能在技术方面被肯定要比走行政职务提拔这条路来得更加纯粹。
吕新广：所里面做了一个人才规划叫核心人才工程，可以把你定为核心级人才，专家级还有骨干级，最高的专家级，如果是你被评为所里专家级的，拿的薪水啥的可能比主任啥的都高。
记者：也就是说，这条线是适合那些我不想做管理，我就想一辈子可能就专注于我的技术，但是你们有这样的系统，给这些人也提供一定的这种，无论是物质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
牟宇：对，我们的余梦伦院士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他最高的职务就做到了我们工程组的副组长、组长，他在技术上有非常深厚的技术功底。
我国著名火箭弹道设计专家，余梦伦院士是年轻航天人的榜样，如今已经76岁高龄的余梦伦依然工作在科研一线，他从事实用弹道工程设计50多年几乎没有做过比组长职位更高的行政职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余梦伦班组，是我国第一个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名字命名的高科技创新型班组，成员平均年龄不到30岁。
记者：余院士，我看到关于您的这个经历的介绍和报道，感触非常深，您50多年的时间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弹道设计。
余梦伦：对。
记者：您会不会感到烦？
余梦伦：你一旦投入到这个工作里边，你为工作所付出的这个劳动，而得到回报像我们的卫星上天了，我们的这个火箭发射成功了，这时候这个愉快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示。
记者：您觉得中国现在这个航天事业给年轻人提供的这种机会怎么样？
余梦伦：应该是很好的，百年难逢，但是我也跟年轻人说，航天有高潮有低潮，你们在高潮时候进来，但是你要经得住低潮对你的磨炼。
在老专家们一对一的传帮带下，航天新人迅速成为主力军，30岁上下的年龄就已经做到主任、副主任设计师。
吕新广：我们现在航天系统的一些老专家，他们是非常可爱的一群人。
记者：可爱在哪儿？
吕新广：很多事情像我们想问些问题什么的，我们会主动地去问其他人，但是他们不是，他们是直接就把你拉过来，你还有什么，我跟你说一说这方面的，就是那种特别热情，而且会说得很细。
老一代的传帮带和为年轻人搭建的业务成长通道，让一批80后航天人迅速成长，挑起了重担。2011年由于他的团队出色完成神舟八号和天宫一号交会对接任务，吕新广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者奖章。
吕新广：像这种技术成果申报啥的都会比较倾向于我们一线的设计人员，另外还有很多的荣誉也都会比较偏向于我们年轻人，年轻的设计师，所以精神方面的鼓励都会挺多的。
80后航天人挑起了大梁，让很多刚走出校门的新生力量摩拳擦掌、踌躇满志，今年25岁的尚腾刚刚毕业两个月，他从关注杨利伟开始立志投身航天，入职这段时间年轻的尚腾一直处在兴奋当中。
尚腾：能来这儿工作非常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记者：来了两个多月，觉得那个兴奋程度和你之前想象得一样吗？
尚腾：还要更好。
记者：还要更好啊？
尚腾：对，比我想象得还要更好，30多岁这些年轻的工程师，他们都是这个领域的骨干，跟他们学了好多东西，而且他们都非常热爱这份工作，让我感觉真是来对了地方。
记者：哪怕苦点累点都没事？
尚腾：我感觉干自己喜欢的事不累。
中国西部的大漠绿洲，这里的每一次成功发射，我们都能想象年轻工程师们兴奋的脸和他们经历坚韧、磨砺枯燥之后内心涌动的无比的幸福。
记者：对你来说这一次发射成功意味着什么？
黄震：意味着我对神九的任务规划和飞行方案已经被事实验证了，它是正确的，意味着我掌握了对于这个交会对接任务规划和方案的系统性的一个分析的能力，然后也意味着我将开始做一个更复杂的方案来在神十或者神十一上去做验证。我相信中国发展航天也好，发展载人航天也好，本质上也是为了推动科技，推动整个基础工业的发展，这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如果从网上搜索80后的性格特点这样的评价比比皆是：中心自我、随心所欲、好高骛远，但采访过后，这些80后工程师投射给我们的却是智慧、责任、成熟和奉献，这些年轻人原本稚嫩的肩膀担当起了令世人瞩目的重担。
牟宇：自己干了一辈子，希望自己能够对这个国家有那么一些贡献。
记者：已经想好了要在这个领域里干一辈子？
牟宇：对。
记者：很坚定。
牟宇：对。
黄震：觉得这是我的工作，我就应该这么做，如果没把它做好的话，可能没有资格去享受自己的生活。
记者：可是我看到很多80后会提到说，我认为工作和生活应该是平衡的，我认为一个工作，它经常需要我加班的话，我会考虑换一个工作。
黄震：相当认同这个观点，就是说工作和生活确实应该平衡，但是每个人的平衡点是不一样的，就像我对工作平衡点，我要求至少每天能回去跟家人说句晚安，然后每个月是不是能放一天的假，然后和家人出去转一转，一块陪她去超市买点东西。
这些期望让黄震还不至于感到失落，真正让他惆怅的是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后，他的70%的同学或者选择外企或者出国深造，而他也由于自己工作的性质原因与这些同窗玩伴渐渐疏远。
记者：聚的时候跟他们聊过吗？他们怎么看待你现在做的这份工作？
黄震：哎。
记者：为什么叹气？有没有表达过对你的不理解，说你干嘛要做这个？
黄震：真正严肃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劝我都说你做的工作是真正有意义的工作，虽然他们都是笑着这么说的，有时候也想，我们生活一辈子吧，除了享受这样的一个物质生活，赚很多钱之外，当临终的时候，想想这辈子做了什么的时候，总得有值得回忆的地方。我觉得对于我的人生来说，要不然比如说我走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尝遍了世界上所有的美食，我这辈子无怨无悔，要么就是说发射神舟九号、神舟八号的时候我在现场，中国的载人航天从世界第三到世界第一我是见证，我觉得这辈子就值了。
三十而立，这是人的一生中最绚烂的时光，这些航天新兵的事业才刚刚开始就已经随一次次成功发射绽放出夺目的光芒，这个年轻、智慧、心怀大业的群体正在用实力向未来的中国航天事业发起挑战。
记者：一方面你们作为80后已经开始挑大梁，另一方面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对于各方面的技术要求越来越高，相对来说，你觉得你们作为，这么年轻的一个群体，可以承载得了国家这么大的这样一个事业这种前进变化发展吗？
牟宇：我们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能够有这个信心和能力来承担这个责任的，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的80后的人，已经到了这个社会需要80后的人来承担这个社会的一些责任的时候，而且也都步入了三十而立之年，大家其实从思想和心理年龄上也应该达到一个要去接受挑战，面临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关键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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