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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调查]生命的礼物(20120609)

发布时间:2012年06月09日 23:34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中国网络电视台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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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人物】

    张吉林

    张细花

    郭青云 广东省江门市中心医院ICU主任 

    陈德培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红十字会副会长

    何晓顺 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

    黄洁夫 卫生部副部长

    罗柱翠

    陈先生 肝病患者

    黄先生 尿毒症患者

    彭先生 尿毒症患者

    刘云松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ICU

    霍 枫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肝胆外科主任

    黄继晖 广东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

    李劲东 广东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副主任

    黄宏林

    赵丽珍 广东省深圳市红十字会副会长

    王海波 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 首席设计师

    李 鹏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肝胆外科 医生

    中国网络电视台消息:4月17日,张吉林和张细花在这份器官捐献志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们同意在儿子张思成过世后,将他的遗体器官捐献给社会,让儿子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延续。

    记者:这个想法怎么产生的?

    张吉成:这个器官能够捐出去,我觉得儿子还是有东西留在这个世上,我觉得还没有完全死,我当时是这样,最简单的想法是这样。

    张思成今年只有12岁,半年前他被确诊为脑干胶质瘤,这种病是预后最差的肿瘤之一,治愈的可能性很小,医生预计他的生命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了。

    记者:现在他的病情到底是什么状态?

    郭青云(广东省江门市中心医院ICU 主任):应该是病危,本身的原发病是在生命的中枢,随时可能引起呼吸心跳的波动,甚至是骤停 ,这是第一;第二,他的病情经过这么长时间(处于)慢慢地衰竭状态,我们目前主要是生命的支持,尽量维持他。

    记者:现在还是每天都去看一看孩子吧?

    张细花:每天都可以看一次。

    记者:他是有反应的,知道你去了。

    张细花:有。现在因为眼睛可以看见,我每次都是先蒙上他的眼睛,然后再离开的,我不想让他看着我走,他每次都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我陪在他身边。

    记者:他眼睛会追你?

    张细花:对。他一直会追着我。我每次都说 (你)现在累了,睡一觉之后,妈妈又在这里陪着你了。

    同期:宝宝,看到妈妈吗?看到吗?不急,不急。妈妈不走,不走不走,妈妈不走。不急,不急,妈妈不走。

    张吉林夫妇是江西上饶人,在江门市蓬江区打工。当丈夫提起捐献儿子器官的想法时,妻子并没有马上答应。

    张细花:因为那时我想不可能,应该没那么绝望,想着应该还有机会,我没回答他,后来慢慢也想着这真的是儿子另一种生命延续,也想着应该是件好事。跟我爸我妈他们沟通以后,我妈老人嘛,就说这是积福、积德,(孩子)可能来世过得更好,后来我妈他们这么一说,我说行,也许这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后来心里也就放下了。

    小思成的病情发展得非常快,到了四月份,他已经不能说话,只能用点头和眼神来和父母交流。

    记者:你当时跟他说的原话是什么?

    张细花:我说你也看过很多电视动画片,你也知道有些人总是有一天会离开的,离开爸爸和妈妈,如果真的到那一天,你愿不愿意把你最后的力气和最后所能帮助别人的东西你都愿意帮助别人?他点头,他说他愿意。

    记者:你说你把你最后的帮助留给别人,当时你特意这么说的,是吗?

    张细花:对,我是特意这样说的,我是说你只要尽最后最后一点力量,你愿意去帮助别人吗?他在点头。

    江门市蓬江区红十字会承担着区域内器官捐献志愿者的登记工作,这是迄今为止他们收到的第六份手续齐全的器官捐献登记志愿书。

    陈德培(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红十字会副会长):说实话,我们县区红会(收到的志愿登记)量不太大,总共登记过六例,有六例器官捐献的(志愿书)。

    记者:这六例当中包括思成的?

    陈德培:嗯,包括思成。

    记者:刚才您介绍蓬江区40多万人口,真正提出答应捐的是六例。

    陈德培:到我们这儿登记的,手续已经齐全的(是六例)。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尿毒症、肾衰竭、肝病末期已经不再是不治之症,现代医学可以通过器官移植来延续这些患者的生命,一个人在身故后可以捐献两个肾脏、一个肝脏、一颗心、两叶肺、一个胰腺等七个器官,让七个人获得生的希望。

    记者:那现在大夫怎么跟你说的?就是你的这个移植手术,有可能在什么时候进行?

    陈先生(肝病患者):一有肝源马上就做。

    记者:但是一般来说,这个等待时间会有多少?你了解吗?

    陈先生(肝病患者):这个我不太清楚。

    记者:一百个(人)才有一两个人等得到,这是谁告诉你的信息?

    黄先生(尿毒症患者):这个都是我了解了,东莞的医院、广州的医院了解到的信息,我们生病了这么多年,自己去了解一下。

    记者:那现在大夫有没有告诉你,估计你会等多长时间呢?

    彭先生(尿毒症患者):都问了。很多个医院在广州,在南昌也问过,就是有钱排队也需要五年的时间,也许五年也等不到。

    据卫生部门统计,我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超过150万人,这其中只有1万人能够做上手术,而其余超过99%的患者需要继续等待器官源。

    记者:有关器官移植的供需矛盾非常大,你们医院的具体情况怎么样?

    霍枫(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我们医院现在每年等待名单里面需要做肝脏移植的病人,大概有300多个。

    记者:每年能做多少?

    霍枫:去年也就做了60来个,当然可能还有一些需要做肝移植的(病人),他没有列入到我们等待名单。

    记者:就是潜在的等待者?

    霍枫:对,潜在的器官移植等待者的名单可能要远远大于我们登记系统里的名单。

    何晓顺(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我们比一般的医院更严重,因为我们是比较大的移植中心,肝、肾一起等待(移植)的病人,至少是一千例以上。

    记者:超过了一千例。

    何晓顺:因为这个移植和其它的手术是不一样的,它都是救命的,大部分都是很急的手术,如果他等不到器官,特别是肝移植,那就面临着死亡,没有任何侥幸,能等待的时间非常有限。

    记者:那你每天查房的时候,是不是每天都会面临患者焦虑的目光?

    何晓顺:每天都遇到,所有的病房等待的病人都会问什么时候能够做?给我们医生无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虽然我国每年有1万例器官移植手术,但是直到2007年才颁布实施了第一部有关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的法规条例。

    黄洁夫(卫生部副部长):现在我们国家,一年大概一万到一万一千例(器官移植手术),是第二大国,我们主要的器官的来源是来自于死囚(捐献的)尸体器官,世界上每个国家在器官移植发展的初级阶段,包括美国在内开始发展,也都是用死囚(捐献的器官)。

    记者: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黄洁夫:但是随着每个国家的社会经济进步,很多国家废除了死刑,那我们国家是惟一的主要依靠死刑犯来得到尸体器官的国家。

    记者:但是现在情况也在变化,因为我们国家随着法制的进步,现在死刑囚的数量也在明显减少,我们在器官来源上面临更加严峻的问题了?

    黄洁夫:现在是慎用死刑,尽量地少用死刑,这是每个国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想,如果说中国没有公民自己的捐献,那这个器官移植事业不就是走到了就没有器官移植,就死路一条,所以我们必须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为我们传统文化所接受的一条器官捐献的道路,就到了这个时候。

    2010年3月,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会在广东、天津等省市启动了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两年来共实现器官捐献207例,捐献器官546个,挽救了540多名生命垂危的病人。

    器官捐献这是很多中国人都非常陌生的一个词。那么,对那些身体力行的捐献者和他们的亲人来讲,这会是怎样的抉择呢?

    3月30日,从四川来广东打工的龚全军因为脑梗塞陷入了重度昏迷,当天晚上主治医生告诉他的妻子罗柱翠,龚全军已经脑死亡,妻儿的呼唤和医生的全力抢救都不能让他起死回生。

    罗柱翠:刘医生说,他的脑已经开始死亡了,治的可能性是不大了,我儿子也在那里,医生也把我儿子叫到那里讲,我儿子他说“妈,你看,反正要是实在不行的话,我们也尽了力了”。

    在罗柱翠和儿子接受龚全军脑死亡的事实决定终止治疗之后,刘医生主动向他们提出了一个他们从未想过的一个做法,是否同意器官捐献。

    罗柱翠:刘大夫他说现在我们国家很多人需要这个器官,你们有没有这个意愿把他的器官捐出去,就这样给我讲了一下。

    记者:就是你们在日常工作当中碰到类似这种危重病人,都会主动地去问一下家属吗?

    刘云松(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ICU):一般都会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也算是一个医生的义务。

    霍枫:我认为这是逝者和家属的一种权利,也就是说医生去询问他是对他这种权益的尊重。

    李劲东(广东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副主任):像国外,他们是要求主管医生,包括每个病人,他在和家属谈及病人病危的时候或者是他已经达到脑死亡状态的时候就必须要询问家属是否愿意身后捐献器官。

    记者:必须要?

    李劲东:必须要。

    目前,我国公民器官捐献的志愿者都是来自医院里的危重病人。因此,急诊室和重症监护室里的医务工作者往往成为发现潜在捐献者的第一信息源,但是由于器官捐献工作刚刚试点,并不是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了解这项工作,甚至很多医院都没有接触过器官捐献。

    记者:您等于在这个地方至少是十年了?

    郭青云:有了,有了,很长时间。

    记者:这十年当中您没碰见过类似的情况,比如病人捐遗体或者器官?

    郭青云:没有,还没碰过。

    记者:你们会给病人或者他们的家属做一些建议吗?可以捐献器官和遗体吗?

    郭青云:基本上没怎么提过。毕竟我们的任务就是尽量去救治病人。

    记者:如果病人提出这种想法,你们会怎么办呢?怎么去应对?

    郭青云:我们第一时间汇报给医务科,他们再向有关部门汇报,因为我们没接触过,也不知道到底适合做什么捐赠之前要做什么。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不少医院对于器官捐献的态度并不积极,这其中是什么原因呢?

    李劲东:很多的ICU、脑外科的这些医生,他们肯定是抱着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特别是现在医患关系这么紧张,他们肯定是有这样的、那样的一些顾虑。

    记者:这跟医患关系会有什么关系呢?

    李劲东:他们会担心,就是说过早地和家属谈捐献器官,家属会误以为你是看中我的器官,没有积极抢救。

    刘云松:那有的家属不一定会很理解,觉得我们是不是比较消极、比较冷漠,也会有这些担心。

    刘医生曾向不低于六十个脑死亡病人的家属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至今,仅仅成功过三次,在我们的采访中有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念被很多人提及,这也许是不少人对于器官捐献讳莫如深的一个原因。

    记者:这么长的时间里边,你一直在做这样一个推荐(器官捐献)的工作,但是实际上成的事情很少的,原因到底在哪?

    刘云松:可能这个观念是阻碍器官捐献的一个主要的阻力。

    霍枫:咱们国家几千年的文化讲的都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都是要保存完整。

    何晓顺:这在年纪40岁以上的人估计这个观念还是比较(多)。

    但是我们也发现传统观念对人们的影响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般顽固,一项调查显示多达79%的受访市民赞同身后器官捐献是高尚的这一说法,不少年轻人对于器官捐献的接受程度要远远高于他们的父辈。

    何晓顺:国内有些调查:大学生人群中80%是支持器官捐献的,广州也做过类似的调查,结果也是差不多,越是年轻人的群体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和支持比例比较高的。

    但是罗柱翠是否会同意捐献官这个提议呢?刘云松医生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罗柱翠:刘大夫跟我一讲,我就跟我儿子讲,我儿子讲“妈,其实这个没事,捐也可以”,为什么,因为我们普通人来说,没有什么帮到别人,这个也可以帮到别人,起码我爸还有东西留在人间,那既然我儿子答应了,我还有什么,是不是?

    记者:那你觉得你儿子这些说法、这个意见,对你做出这个决定关键不关键?

    罗柱翠:这是最关键的,那时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忍心。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器官捐献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本人人体器官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必须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才可以实现器官捐献,虽然条例只是规定了捐献要得到公民直系亲属的知情同意,但是在实际工作中非直系亲属的态度也会直接影响到捐献是否能够成功?当晚陪在罗柱翠母子身边的亲属又会是怎样的态度呢?

    记者:当时在场的这些亲戚不光是你的亲戚,包括你老公他们家的亲戚也都认可这件事情?

    罗柱翠:我们几个在那里商量了一下,他们都觉得可以做,全部支持。

    记者:有没有意见稍微犹豫一点的?

    罗柱翠:没有,他们都没有,为什么呢,我一个老乡不是也是我们一个队的嘛,他得了尿毒症,问他的亲戚姐妹可不可以捐一个肾给他,他们那些人都不干嘛,都不干,后来就三年时间就死了,所以我们在那里谈论这个问题,都说可以,就这样就决定了。

    征得在场的亲友同意之后,罗柱翠还要告知远在四川老家的家人,她没有想到丈夫的姐姐第一个表示反对。

    记者:她当时怎么讲的?

    罗柱翠:她说那肯定不行,好像那种尸骨不全的那种感觉,我说大姐这也不是你这样说,我们这么远只有火化,是不是?没有其它办法,可以把他带回去,我就说烧成灰,还不是风一吹就没了,那我还不如把它捐出来给别人用,还可以帮到别人有可能让别人生存下来,还可以经常想到起码你弟弟还有哪些东西留在世上是不是?

    记者:可是你看,他姐姐说的话有的时候也是人之常情。

    罗柱翠:对。

    记者:你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她那种观念你就没有吗?

    罗柱翠:肯定有嘛,他生前对我那么好,我真的是还是不忍心的,真的。后面我就跟她这一讲,(他姐姐)说还是让我们自己决定,我想那你们都推托让我自己决定,那我就自己决定。

    罗柱翠用了一个小时获得了所有亲人的理解和支持,她告诉刘医生,她可以签署捐献志愿登记表,捐献丈夫的一个肝脏、两个肾脏和两片眼角膜。

    4月1日晚,医生撤离了龚全军的生命支持设备,把他推进了手术室。

    罗柱翠:到最后那一刻,真的,我是不想放手。

    由于我国没有脑死亡的相关立法,只有等到心脏停止跳动才可以判定一个人过世,器官摘取手术也必须等到心脏死亡之后才能进行。

    霍枫:从撤除呼吸机然后撤除升压药到心脏停跳的话,这个时间有长有短,如果(从脑死亡到心死亡)时间是20分钟或者30分钟、或者是40分钟,你就必须要等这么长时间。

    晚上11点,龚全军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医生们也全部到位,在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见证下获取器官。

    黄继晖(广东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等到23点,然后看着心电图拉了一条直线,就等于是确认心死亡了,然后就默哀一分钟。

    记者:这也是每次都要例行的这样一个仪式吗?

    黄继晖:对,因为默哀,也是对捐献者的一个尊重。

    记者:手术过程当中你也是始终在场吗?

    黄继晖:从病人进手术室到捐献完成这整个过程,我都要在现场去见证。

    作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黄继晖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见证器官的获取过程。那么,见证的目的是什么呢?

    记者:怎么样理解这个见证?它有没有一些监督的成份在里面?

    李劲东:有。国家规定必须是公民死亡后的器官捐献,所以我们一定要等主管医生宣布死亡之后才能够获取器官,那么获取的器官必须要按照病人家属所共同填写的志愿书上他们所愿意捐献器官的种类必须要相符合的。

    记者:就是需要你们在现场去核实。

    李劲东:对。

    记者:如果说患者的家属签了八个,那就是八个,签了三个就是三个。

    李劲东:对了,你不能取第四个,也就是说必须要和他们填写的志愿书上面填写的种类相吻合。

    4月2日凌晨,龚全军的器官获取手术完成遵照家属的意愿,他的肝脏、肾脏和眼角膜被捐献出来,这些器官会得到公平公正地分配吗?

    记者:有一些人会担心,我们捐献的器官最后能不能公平地用给那些最需要的人?

    罗柱翠:当然有。

    记者:你当时想过这一点吗?

    罗柱翠:有,因为我们想的是我们帮人就说不论他是富的是贫的,只要他需要,轮到他需要,他该需要的他都可以用,不要说他穷他没钱他都不能用,另外有钱的就可以用,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出现。

    记者:那后来你能不能确认他们这个捐献过程能做到这一点?

    罗柱翠:我不知道。

    人们的这种担心并非没有依据,因为此前的器官分配缺乏来自医院外部的监管。

    记者:最后决定权在谁?

    何晓顺:那就是在中心的领导、主任或者教授身上。

    记者:就是在大夫身上。

    何晓顺:对,大夫身上。那时候没有社会监督的。

    王海波(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 首席设计师):可移植的器官是一种稀缺的国家资源,在捐献之前它属于捐献者的,在移植之后,它属于受者的,在分配系统没有确定,它属于哪个人之前,它属于整个国家的资源,我们决定了给一个人器官,实际上就剥夺了另外一个人重生的权利,所以我们分配的不只是器官,我们在分配生命,所以这个分配生命比其它社会资源的分配更要严肃、科学,更要体现公平、公正、公开。

    去年4月,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正式启用,卫生部要求获取的器官都要通过这个系统进行统一分配。那么这个分配与共享系统到底是如何分配器官?又是否真的能够对器官实行公平、公正、公开地分配呢?

    记者:这有一个状态评分等于从上边起就是第一名,下面就是依次类推了。

    李鹏(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肝胆外科):这个病人他是B型(血)的病人,这是他的状态评分,也就是他的医疗紧急度的一个评分。

    记者:但是病人的状态随时变化,这个分数也会发生变化吗?

    李鹏:(系统)它会按照(病人)不同的状态评分去要求(病人)定期地更新这个状态评分,也就意味着我今天排的可能是第一位,但也许过几天以后别人上来了我就下去了,随时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一个更重的病人,往往重病人的话、非常重的病人,他的医疗状态评分是很高的。

    所有需要器官移植患者的名单都会被输进共享系统,在这里每个患者都依据他的病情和等待时间等由系统计算出一个相应的评分。

    王海波:通过它,我们就能够客观地评估出来哪一个病人最重是最需要移植的,不是医生来说了算,哪个病人是最重的。

    记者:避免医生这种主观性。

    王海波:对的。

    记者:但其实数据是可以更改的,如果说大夫想让这个病人病情显得重一些,我可以更改他的一些检验数据。

    王海波:可以的。

    记者:这样他就排分靠前了。

    王海波:他可以这样做,但是这样做的风险很大。首先,因为我们有这个平台,有这个技术平台,我们技术平台里有个技术叫做痕迹保留,在这里面任何人做的所有操作,全部被记录下来了,所以您讲的情况可以存在,他可以去造假,但是造假的成本很高,他要撒一系列的谎;第二个,他被发现的可能性很大;第三个,处罚是非常重的。

    记者:什么样的处罚?

    王海波:零容忍,立刻取消医师资质。

    由于龚全军的器官由广州总医院获取,因此,这家医院获得了优先权,有四个患者分别移植了龚全军捐献的肝脏和一个肾脏以及两只眼角膜,而另一个肾脏则与广州市一家地方医院的患者配型成功。

    李鹏:人为分配的时候,你要思考若干个小时或者若干分钟的事情,现在只需要几秒钟。

    虽然卫生部要求全国160多家有移植资质的医院都必须将获取的器官纳入此系统进行分配和共享,但是我们了解到,系统运行一年来只有不到60%的器官是通过系统分配,其它的40%仍旧由各个医院自行分配,这些医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王海波:过去的模式是这样子的,当拿到一个器官的时候,医生就会根据自己的临床判断来决定哪一个病人来接受,可能并不是病情最重的那个病人。

    记者:如果用了这个系统,就必须把这个权力交给你们。

    王海波:不是我们。

    记者:交给这个系统,我指的是。

    王海波:交给国家的政策,而且是受监管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从以前的模式往一个新的模式走,这个时候不同的人、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想法。

    黄洁夫:现在是试点,我们还没有强制的政策,因为我们国家的事情和世界上的事情一样,你必须要有一个权威性的命令,这样的话这个事情才能成功,我们完全靠一个大家思想来遵守这个法规,还必须有一个强制性的手段,一定要做这一点。

    5月10日,我们来到湖北省公安县探访黄宏林夫妇,三个月前他们失去了女儿黄圆圆。但是,他们将女儿的遗体和肝脏、肾脏和眼角膜都捐献出来,留在了人间。老黄告诉我们,他捐献女儿器官的起因是源于和女儿同在一间重症监护室的病友,一个患有双肾萎缩的湖南小伙子。

    记者:你怎么知道有这么一个湖南小伙子他是双肾萎缩?

    黄宏林:他在7床,他肾萎缩,但心智是清醒的,他常常会朝我们看,有时候,一看到我们去了流眼泪,他也流眼泪。

    1月26日,湖北女孩黄圆圆在深圳实习时,因为一氧化碳中毒导致重度昏迷,听闻消息,黄宏林夫妇立即赶到深圳,虽然圆圆早已经没有自主呼吸,但黄宏林还是要求医院继续治疗,坚持治疗了17天后,医生告诉黄宏林,他的女儿再也不可能苏醒了。

    黄宏林:当时我就跟靳主任说,要是实在没有希望,我的女儿能不能够把她的肾脏移植到那个7床的小伙子身上去。

    医生告诉黄宏林,捐献器官并不像他想象得那么简单,他必须与深圳市红十字会取得联系。

    记者:你特别希望捐给他,但问题是如果你捐出去以后,红十字会给你讲了不一定捐给这个人,那你还愿意去捐吗?

    黄宏林:反正就是能够帮助一个人就帮助一个人,如果说我们都有这种悲伤感,别人也是一样,把器官捐献后就能够减轻别人的悲伤感,也许让我女儿的器官在这个世界上存留下来,生命延续下来也是一件好事。

    2月17日凌晨,黄圆圆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0岁,而她捐献的器官帮助了五个病人获得重生。

    黄宏林:就是在捐赠她遗体的时候,我说只要把我女儿的头发给我带回来,给她做个墓来纪念,他们就帮忙把她的头发(剪下来),编成辫子(给了我),给了我两束。

    捐献完成后,深圳红十字会发现,黄宏林为救治女儿在医院欠费一万两千元,之前他们已经花费了将近十万元,而其中的七万元是委托村支书从信用社贷款而得。

    赵丽珍(广东省深圳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就这种情况下,他一直也没跟我们提说(他欠费),其实他那个时候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他说他去坐地铁,后来我看他掏都掏不出10块钱,后来我就拿了100块钱给他,他说他都不要,他说会长我不能要你的钱。

    记者:很朴实。

    赵丽珍:他都不要,我说你们已经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我说我们红十字会我想办法跟医院(商量)减免你们的(欠费),他说非常感谢你,非常感谢你,就这样,他根本没有提出说要任何的给他的补偿,或者是我现在还要还债,没有说这个,自始至终没有跟我说一下,就说我掏100块钱他都不要,这件事给我触动很大,我就源于这100块钱引发出来的。

    在深圳市红十字会的要求下,黄宏林所在村的村委会出具了特困证明,随后深圳市红会主动联系媒体呼吁为黄家捐款。

    赵丽珍:我们给他算了一下,没有十年他很难还得起,一年他都攒不到一万块钱,所以我们这种情况下,我们发动媒体,通过媒体来发动社会的力量来给他捐款。

    那段时间,很多媒体都以这样的标题报道了黄宏林一家人的故事,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还公布了以黄宏林名字命名的爱心账户,很快来自全国各地的捐款就多达20多万。

    赵丽珍:我们就想还掉这个债务,这是我们最早的想法,但我们没有想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善款会那么多。

    但是这些捐款却给黄宏林带来了深深的不安,回到家乡他还清了信用社贷款后,向圆圆生前的母校捐了5万元,他还打算用这些钱来感谢村里的乡亲们。

    记者:那反过来说,如果你不捐的话,你会觉得用这个钱会不踏实吗?

    黄宏林:那绝对不踏实。

    记者:怎么不踏实了?

    黄宏林:我没法再用这个钱,因为我的女儿已经去了,当时如果我的女儿能够被挽救的话,我都愿意我的器官去挽救她把她抢救过来,比我的生命都还要强,她刚足满20岁。

    记者:红会是办了件好事,所有捐款的人都是出于好心,但有可能出现一种结果,反而也可能会给他增加一些心理负担?

    赵丽珍:应该都会有,都会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这个很难去把握,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他可能会这么认为你是不是把你亲人的器官做了一种无形买卖?这个肯定会有一些异议。

    记者:那会不会留下这样一种隐患:这些钱虽然不多,但是对一个家庭生活困难人来说,可能会产生一种经济上的诱惑,也许就干扰到器官捐献的初衷?

    霍枫:按照器官捐献的原则是这样的,器官捐献在先,所有这些救助是延后来进行申请和处理的。

    记者:这不是要事先承诺的。

    霍枫:没法事先承诺,所以这个是延后进行申请的,如果逝者的家庭很困难、很贫困,那么,我们是建议他向第三方机构 比如说红十字会或者民政部门提出来贫困或者救助的申请。

    记者:捐献是自愿的和无偿的?

    黄洁夫:对。

    记者:但是也有另外一个规定:就是对这种家庭生活困难的捐献者和他们的家属要有一定的救助,救助肯定不是买卖,但是救助毕竟伴随着金钱,这种情况会不会干扰到捐献的公益性?

    黄洁夫: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一个很公平的很阳光的一个救助政策的话,那是不符合人性的,也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机制就是这样的,我们不搞固定的经济补偿政策,另外有些贫穷的家庭,我们要主动人道主义的援助,不是买卖器官,而是社会对他们的关心,根据捐献者家庭的情况,根据社会的情况来操作,这样就比较符合伦理学。

    记者:就是怎么样一种方式才能够做到让真正贫穷的家庭能够得到适当的救助,同时又不会对(捐献)公益性产生怀疑?这种微妙的度这个度太难把握了。

    赵丽珍:很难把握,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很无奈,首先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自愿、无偿,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对特别困难的捐献者家属我们要给予一定的人道救助,这个量,我们是不是能够相对去根据他所在的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在民政这一块有最低生活保障来给他一些救助。

    记者:这也是您目前希望,有这样一个出路。

    赵丽珍:对。

    记者:有这样一个方向。

    赵丽珍:对。

    黄洁夫:任何事情不能离开中国的国情,我们社保的覆盖网跟发达国家来比还很欠缺,所以很多人民群众还有很多困难,如果我们把器官移植的事业完全跟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脱节的话,完全按照西方的那种来做比较(不现实)。

    虽然国内的器官捐献试点才刚刚起步,但是这些先行者用他们生命的礼物给更多的生命带来了希望。

    记者:有一个人用了你女儿的器官,还活在哪个地方,你可以感到女儿还活着,但实际上按照规定不能通知你到底谁接受了她的器官,你是看不到的。

    黄宏林:你想知道但是不能知道,但是女儿的器官能够帮助他人,谁不想看看那人呢,看看他们就像看女儿一样。

    罗柱翠:我老公假设他的角膜捐在深圳,那样我想到我在家里,我老公在深圳,他还可以看到东西,看到那么漂亮的风景,要假设我老公的肝捐到哪一个地方,我老公还生存在那里。

    2008年,广东省红十字会为这些器官和遗体捐献者建了纪念园,今年5月5日龚全军成为第523个,刻名入园捐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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