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本周视点：控烟，先治“瘾”（20120602）_新闻台

全球控烟研究所中国分中心主任杨功焕

中国网络电视台消息：本周的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跟很多日子比起来，比如12月1日的“世界艾滋病日”，在以往，5月31日这个“世界无烟日”的名气还不算特别大，但观察一下发现，今年这个日子的宣传力度够大。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跟政府有关部门的推动也有关。控烟的前一天，卫生部公布了首份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不幸的是，我们又争到了一个不想拿的世界第一。世界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目前咱们的烟民超过3亿，于是7.4亿不吸烟的人也被迫当了二手烟的烟民。这两个数字加起来，10.4亿。中国人口总数才13亿多，你想吧，这个危害有多大。在这个背景下，每年中国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超过一百万，比艾滋病、肝炎、结核等传染病致死人数的总和还多七倍。您说不控烟行吗？但是如何控？怎样在危害与利益和习惯之间博弈？

谢剑平，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去年12月8日，因为一项名为烟草“降焦减害”的研究成果，52岁的谢剑平成为中国工程院新晋院士。然而他享受了不到一小时的喜悦，就被尖锐质疑所包围，在网上被称为“烟草院士”，26位院士则联名质疑，要求重审谢剑平院士资格。本周，这场持续近半年的风波仍在继续，截止5月31日世界无烟日前夕，联名致函中国工程院要求重审谢剑平院士资格的院士数量，已增至近百名。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会长 钟南山：任何一个科学最后的目的是什么，都是提高老百姓的健康，或者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脱离了这个目标来谈的话，就没有原则了。

联名致函的院士们不止一次公开表示，国际科学界从未承认烟草“降焦减害”这一命题，近几年在中国销售量激增、“发展前景良好”的低焦油卷烟，难道只是烟草企业扩大营销而制造的美丽谎言？而烟草专家谢剑平所在的郑州烟草研究院，正是我国唯一直属于国家烟草专卖局的烟草研究机构。

钟南山：我常常问我的病人，我说你为什么还抽烟，他说我现在抽得是低焦烟，这个东西是误导的非常厉害，我们知道1999年，那个时候销售量是下降了烟草，后来为什么以后是十几十几的在增加率呢，为什么，就是宣传这个，这个低焦。

事实上，谢剑平在2011年获得院士头衔之前，曾经三度被提名，而因卷烟“降焦减害”研究而获得的国家级科技奖项就有好几个。今年3月，烟草院士风波还未平息，又传出“中式卷烟技术”入围2012年度国家科技奖的消息。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公示材料，“中式卷烟”这个创新成果三年实现新增销售收入1700多亿，新增利税1400多亿。也许他们觉得这样一个带来丰厚经济利益的项目理应得奖，但项目公示后随之而来的是各界激烈质疑，卫生部也很快加入反对“中式卷烟”参评科技奖的阵营。5月初，“中式卷烟技术”终于退出中国科技奖评奖。但事实上，在过去10年烟草业科研成果已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全球控烟研究所中国分中心主任 杨功焕：今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到要警惕来自烟草业的干扰，/中国烟草业的干扰太明目张胆，太肆无忌惮，/用一些公关的手法获得科学界的荣誉，包括院士，包括国家科学进步奖等等。第二，他反对政策，明确的干扰控烟履约政策，烟盒、广告，还有加税。

5月31日是第二十五个世界无烟日，而今年的主题是“制止烟草业干扰”。世界卫生组织号召世界各国政府立法在室内100％禁烟，限制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活动，禁止向青少年售烟，采用图片健康警语，提高烟草税等。而在世界范围，各国禁烟措施似乎变得愈加严格。作为美国控烟力度最大的城市之一，纽约实行户外禁烟已经一周年，公园、海滩、广场等都被列为禁烟场所.而在欧盟，随着保加利亚从今年６月１日起执行室内禁烟令，27个成员国已经全部实施在封闭公共场所的禁烟措施。而新加坡作为亚洲第一个禁止香烟免税的国家，一包香烟售价超过8美元，在经历了自上而下艰难的控烟政策后，其回报是新加坡的吸烟率为世界上最低，不足中国吸烟率的一半。

白岩松：刚才说过了，中国有三亿多烟民，这个庞大的数字也说明着另外一个问题，抽烟的人太多，管起来还真挺费劲的。去年卫生部出台了一部《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从去年5月1日开始，在全国的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但是一年多过去了，全国各地在室内抽烟的人多了去了，规定落实起来很难。想想也是，他这儿抽上了，谁来管？比如在饭店里，服务员还是别的不抽烟的人？更何况人家饭店挣钱最重要，不撵财神爷。这么一来二去，禁烟令就吹了。没办法，这毕竟只是卫生部下发的条例，而不是公安部了，强制性并没有那么强，不过也有不甘心的。今年，黑龙江哈尔滨通过了中国第一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地方性立法，“哈尔滨市防止二手烟草烟雾危害条例”，从前天开始正式实行，它会有用吗？

医院、网吧、饭店，从本周开始，哈尔滨的公共场所，基本上都悬挂起了醒目的禁止吸烟标识。而随着《哈尔滨市防止二手烟草烟雾危害条例》的正式实施，这座北国冰城，已经站到了全国控烟行动的最前列。

杨功焕：它是人大批准的正式的法，卫生部那个只是一个部门条规，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它是非常细的执法主体和执法措施，它也不只是说罚款，它其实是包含了怎么告知吸烟者自律。

提起哈尔滨的控烟条例实施，杨功焕的感受有些复杂，因为在控烟方面，她曾一度把希望寄托在江西省会南昌。

全球控烟研究所中国分中心杨功焕主任：南昌实际上走得比哈尔滨快，它可能在两年前，法规就已经提交到人大，但是人大搁置，并没有表决，是搁置。

作为《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国，中国理应实行有效的立法等措施，保证公众得到普遍保护，免受二手烟的危害。但控烟屡屡受阻的现实，却让杨功焕一次次失望。

杨功焕：南昌有一个法学家出来说这个话，说这么严格的无烟环境立法，不符合国情、省情和市情，而且很多媒体都采访过他，他很坚持这么说，而且他的这个观点是影响了法制办的很多人，也影响了人大的一些人。

城市面临控烟尴尬，南昌其实并不是个例。2008年，北京提出“无烟奥运”口号，并推行市政府控烟令，但时至今日，全市没有一例因为在公共场所违规吸烟而被处罚的个人，形同虚设的控烟，甚至还要面对某些挑衅。

杨功焕：就是那个奥沙利文，在新闻发布会上抽烟，这个实际上对北京的执行，真的是应该提示他们，他们是无效的。他说我拿着烟，燃着烟，我进去的时候保安没有告诉我不让抽，我拿着的时候，新闻发言人看了我一眼也没告诉我，所以我就抽了。而且他对着镜头吐烟圈。当时觉得他很恶劣，我觉得他说不定是故意在挑衅你的管理。因为他自己说，我觉得北京很失误，我在英国不抽的。

2010年1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启动无烟环境促进项目，哈尔滨等7个城市成为试点，2011年5月，《哈尔滨市防止二手烟草烟雾条例》获得哈尔滨市人大通过，8月，又获得黑龙江省人大批准。

杨功焕：好在哈尔滨（条例）出来了，我说哈尔滨再像南昌搁置，我觉着我们这个项目都要做不下去，结果哈尔滨出台，然后是天津。但是我回来想也还有个大环境，//我们是在2011年1月份出台《控烟与中国未来》，这个时候媒体是铺天盖地地检讨中国的执法，然后3月份十二五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把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写进去了。我觉得这种大环境可能比南昌当时的大环境要好一些。

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烟，而学校、体育场馆等特殊场所，室外观众坐席、比赛赛场区域也禁止吸烟，这让很多媒体惊呼，哈尔滨实施了最为严厉的控烟条例，但再严厉的条例，最终还是要看执法手段能否切实保障。

根据2010年的一次调查，哈尔滨市男性吸烟率超过50%，接触二手烟的市民比例超过70%，这无疑是一个“烟文化”盛行的城市。如果再考虑到气温平均值低至零下20度的冬季，哈尔滨为全面室内戒烟表现出的努力和决心，或许已经足以堵死所有的借口。

白岩松：不知很多朋友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为什么是5月31日被定为“世界控烟日”，而不是其它什么日子？有一种说法是，因为第二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所以在儿童节的前一天定为无烟日，就是希望用此提醒世人，我们有义务为孩子创造一个无烟的世界。是啊，当我们做大人的在抽烟，周围的孩子会受什么影响？第一，直接抽二手烟，身体受害；第二，耳闻目染，用不了太久，孩子也走进烟民的队伍，让中国继续占有烟民世界第一的位置。这么一想，得照顾孩子吧。可现实是，很多孩子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不得不成为二手烟的烟民了。

儿童节前夕，北京朝阳医院的戒烟门诊，来了一位焦虑的母亲，她来替自己16岁的儿子小刚咨询戒烟办法。

北京市民 赵女士：他自己说应该是从小学就开始（吸烟）了，可能刚开始出于好奇，觉得好玩，然后也肯定有小伙伴带着他啊，他就开始觉得好玩吸，然后从中学以后吧，开始有意无意地当着家长就吸烟了，我家长也有责任，没及时制止，现在已经成瘾了，一天最起码吸一包烟了。

赵女士父亲和丈夫都是资深烟民，常常当着孩子面吸烟，而亲戚朋友聚会时抽烟更是家常便饭，16岁的小刚在自己学会抽烟之前，事实上已经吸了多年二手烟。

北京市民 赵女士：我父亲70多岁的人，他已经靠呼吸机、制氧机活着了，他已经落下毛病了，心肺病。孩子学习压力大，然后再吸烟肯定引起脸色也不好。而且还影响吃饭。一个母亲你说这个心情，孩子要是说身体坏了是怎么着的，那你说他的前途都给毁了，身体也完了，那母亲得什么心情啊，那比判我死刑还难受。

小刚的经历，只是中国少年烟民的一个缩影，根据中国控烟协会最新公布的一项调查，中国小学生，曾经尝试吸烟的比率是6.2%，到了中学阶段，尝试吸烟比率飙升到25.7%，这意味着，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中学生曾经吸过烟。

北京某中学学生：我爸他老抽烟的，很多人都说跟朋友拉关系得抽烟，不抽烟不喝酒办不成事。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原副院长 吴宜群：我觉得烟民的低龄化就在于我们的环境，我们甚至于学校门口烟摊云集，甚至于发现有些烟可以拆散了卖，一毛钱可以买几只烟。我们有法规，规定不向未成年人卖烟，但是你看看我们的主管部门有没有去执行，有没有去监督，有没有（按）法规去罚。

全球控烟研究所中国分中心 杨功焕 主任：烟草业在这方面也确实花了很大的功夫，有烟草做的糖果，有卷烟做的铅笔，这些孩子拿着它都是完全熟悉卷烟了，就喜欢它。更重要的，烟草业前几年一直报道有一百多所烟草希望小学，在他们所有的这些墙壁上，老师都是告诉孩子们要感恩，甚至于我们访问的那些小学生认为我长大以后，如果我能到这个部门工作，他们又好，挣的钱又多，是最好的。

解说：国际上有几条公认的预防烟民低龄化的措施，一是对烟草征收重税，使香烟价格提高，孩子们没有经济能力购买，抽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前提是收来的税要回馈于国民健康。另一条措施是严禁烟草企业做各种广告宣传，避免青少年形成烟草很酷的印象。遗憾的是，这两条在中国都没有实现。中国烟草业目前的平均税率是40%左右，远低于国际上高于70%的平均水平。而各种各样的软硬广告，更是比比皆是。

杨功焕：（烟草企业）其实花了很少很少的钱，有些像蓝色风尚跑酷，那些参加跑酷的，就是宣传中南海蓝色风尚的时候，一个人才一两千块钱，但是他们就把它做成这样的营销。对他们的这些活动还没有法律的控制。

解说：中国烟草业每年的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万亿人民币，上缴国家财政6000多亿，这样一个庞大产业，有着难以想象的巨大影响力。比如国际公认最简便易行的控烟措施——在烟盒上印警示图片，在中国就是一直做不到。看看那些触目惊心的香烟包装，如果摆在烟摊上，绝大多数孩子一定会因为恐惧而远离，许多成年烟民也可能被吓退，更不会有人花大价钱买它来送礼。关于中国烟草，6000多亿的财政收入背后，有一个数字始终不该被忘记：那就是100多万死于烟草的生命。

白岩松：本周，反对烟草专家成为院士的事情进一步发酵。联名反对的院士已经由最初的30多位变成近百位，其实他们反对的不是谢建平个人，甚至我们相信，谢教授也很委屈，但是，百位院士们反对的是“烟草院士”这个称谓所传递出的信号和态度，这是不能容忍的。我在想，结果如何还不清楚，但百位院士已经用他们的反对在全社会为无烟日做了最好的宣传和动员。控烟之战在中国从此应该进入新的阶段。表面上，烟草业让我们挣大钱，但是从危害上看，却潜移默化地让中国亏大钱，关键是接下来我们怎么去算这笔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