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树期间，八位老人展现“管理智慧”

　　王家云有个亲弟弟，叫王家德。王家云当年是生产队副队长，王家德那时在陆良的一家国有煤矿当矿工，两兄弟都是党员，后来，又一同跟随王小苗上山种树。

　　弟弟王家德79岁，身板还算硬朗。去年靠卖猪、卖菜挣了1万多元钱，维持老两口的生活。如果不是家里遭遇变故，他觉得自己还能再干几年农活。去年年底，王家德的外孙染病身亡，王家德的女儿悲伤过度导致精神失常，投水自尽。接连失去亲人，让王家德老两口倍受打击。

　　王家德的老伴陈有香今年71岁。她患有骨质增生，去年以来渐趋严重，到医院求诊也不见好转。现在连走路都要借助一个小凳子，用做扶手。

　　见老伴成了这个样子，王家德心里非常自责。“那些年，老妈妈（老伴）一个人照顾家里，苦多掉了。”在王家德上山种树的日子里，陈有香一个人要照顾家里的5个孩子和10亩地，这位善良的农妇起早贪黑、日夜辛苦，默默地忍耐着繁重的劳动。如今，孩子们都各自长大成家，老伴也从山里回来了，陈有香却不能走路了。

　　陆良当地会对80岁以上的老人给予每年360元的补贴，王家德马上就可以领到这笔钱了。他打算干完今年的农活，明年就不干了。“我干不动了。”

　　与哥哥王家云平缓的性格不同，王家德说到激动处，常会提高嗓门、瞪大眼睛，让人以为他在发怒。其实，老人是个性情中人。

　　1980年，王小苗找上门来，约王家德一同种树时，以“现在种树，国家重视”这么个简单的理由，就说动了王家德这个老共产党员。王家德自己也有想法：种出树来，下地的肥料也就有了，而且自家兄弟也参与。就这样，两人一拍即合。

　　与其他几位老人不同，王家德印象最深的不是种树的辛苦，而是当年计算工钱和管理人员的那些事。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感兴趣的是“财务管理”和“人力资源”。

　　王家德说，每逢雨季来临要种树了，“八老”就分头各自招人，上山种树。每位老人带百八十号人，种树期有时长达一个多月，每天都可能有新来者加入，也可能有人在种树季节还没完就离去。“八老”中没有一个人识字，算工钱就成了个大问题。他们琢磨出了一个办法：把招来的人分成8组，再由“八老”各自在组内挑选人品好、有文化的人，担任计工员。每天干完活，计工员都会大声读出每个人当天所干的工时，参加种树的每个人还要在本子上签字确认。到工期结束，每个人照着本子核对，按照每天0.73元的工资来结算。账算得清清楚楚，从未产生过纠纷。

　　近千人上山种树，有男有女，人员管理也是个问题。夜间休息时，“八老”各自指挥，男女各划一边，在山间安歇。“大家也比较听安排、守规矩。”王家德说，“男男女女在荒山上，随便搭个塑料棚就住下了，没发生过任何问题。”

　　在人员管理上，他们还采用了一套现代企业常见的激励措施。工期结束时，“八老”会下山去买热水壶、脸盆等物品，奖励工作成效突出的人。下山之后，王小苗还会用红纸包个红包，里面放上2元钱，亲自上门去送。绿映塘村的小组长王国才由于当年种树卖力，也得到过奖励。“虽然不多，但是心意在那儿。这八个老倌还是比较有办法的。”王国才说。

　　随着“八老”不断被邻近乡镇请去种树，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上山做饭时的灶具处理。这时，8个人就会聚在一起，商量灶具的折旧率。比如说，一口60块钱买来的大铁锅得折成多少卖掉才合适。折价处理的灶具会被当工资，支付给参加种树的人。王国才当年也跟着出去种过树。他回忆，当年曾以15元钱工钱兑换回了一口原价60元的大铁锅。至今王国才都觉得“这个价格很公道”。

（编者注：本文原载于云南网，时间为2012年3月9日，转载仅为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