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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电视台消息：这里是杭州的一个普通住宅小区，叫做钱江时代，他的设计师给他的名字叫做垂直的院宅，而当地人给他的名字叫做钱塘江边的那几栋怪房子，这个小区在开盘的时候销售的状况并不好，因为设计师独特的理念还有它不一样的长相，它的设计师名字叫王澍，最近刚刚得了国际建筑界的最高奖普利兹克奖，由于这样的一个奖项，使得人们对于王澍和他设计的这一堆古怪的房子刮目相看。
导语：这里是杭州的一个普通住宅小区，叫做钱江时代，它的设计师给它起的名字叫做垂直的院宅，而当地人给了它一个更加有趣的名字，叫钱塘江边的那几栋怪房子，这个小区在刚刚开盘的时候卖得并不好，因为设计师独特的理念，还有它不一样的长相。它的设计师名字叫王澍，最近刚刚得了国际建筑界的最高奖，普利兹克建筑奖，由于这样的一个奖项，使得人们对于王澍和他设计的这一堆古怪的房子刮目相看。
人物介绍：王澍，49岁，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
【解说1】
2012年2月28日，普利兹克建筑奖暨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正式宣布，49岁的中国建筑师王澍，荣获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这一代表全球建筑领域最高荣誉的颁奖典礼将于2012年5月25日在北京举行。
普利兹克建筑奖每年度授予一位做出杰出贡献的、在世的建筑师，被誉为全球建筑界“诺贝尔奖”。在历届获奖者中，有悉尼歌剧院的设计者丹麦设计师约翰·伍重，鸟巢的设计者瑞士设计师皮尔·德·梅隆，以及卢浮宫金字塔的设计者美籍华裔设计师贝聿铭等等。作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王澍引来了社会的极大关注。
记者：您好像一直走过来是比较，用别人给您的评价是比较狂妄，比较清高的，但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去参加一系列的国际的评奖？
王澍：我从来没参加过评奖，我觉得比较高兴的是我从来不参加中国国内的评奖，那才叫评奖，每次评的时候会要求你提交资料，层层地让你填东西，完了之后有人要审你，评奖。 国外的奖都很简单，都是某一天某人给我电话，说你拿这个奖，事先我不知道任何事情。
记者：就是说按照我们的逻辑，你没有参评。
王澍：从来没有。
记者：人家就给你。
王澍：到现在为止我从来没有参评过任何奖。
记者：你这次得奖是用什么得的这个奖？
王澍：两块吧我觉得，一块儿可能是大家讲的代表作，当然他们有国外的评委那种角度，他们会认为我的这么大面积的整体设计在全世界都罕见的项目，剩下我做的宁波的博物馆，在公众的心目当中用大量的旧的回收材料来建造，既包含了对历史的讨论，也包含了对这种生态或者可持续发展的讨论，这是代表作。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讲给我的是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坚持自己的理想，不动摇不妥协，保持高质量的设计。
【解说2】
在此之前，王澍的名字并不被人们所熟知，那么他是何许人物，为什么一位青年设计师能够走上最高荣誉的领奖台。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在杭州市首先找到了王澍设计过的唯一一个商业住宅项目“钱江时代”，开始了对他的采访。
【钱江时代小区动态采访】
记者：咱们上几层？
王澍：随便，上一楼，因为底下有两层高度的架空，主要是这个，应该有一个空间，在这儿。当心，有点黑，这儿有点荒废。就是这个小空间。
记者：您设计的是什么目的呢？
王澍：当时是想这个比如说你这个下雨天，老人小孩可以有一个地方玩一玩。
记者：这是几户人家，这一个门就是一户人家吗？
王澍：对，这里就是四口，一、二、三、四，这就是四户。
记者：这给四户人家一个共用的院子。
王澍：对，它自己每一家有一个种树小院子，这是四户共同可以用的。
记者：过去北京大杂院那公共空间。
王澍：是，但是显然你可以看到就是这种社区的意识的培养的，它是要需要时间。
记者：那您看，您带我们到这儿来，这是因为荒废了还是说人们根本没有理解你的意图。
王澍：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的变换想让它变回来是困难的。
记者：您指变什么回来？
王澍：比如说大家原来有邻居，大家喜欢邻居坐在院里互相聊天，当大家这个失去了这种生活方式之后，我是希望用我的建筑把这个方式能找回来。
【解说2】
王澍从2001年开始接手设计钱江时代，到2007年建成业主入住。最初他给这个拥有6栋高楼的小区起的名字叫“垂直院宅”，本意是通过院落式设计，引导一种邻里共处的社区生活。但是5年之后，当记者跟随王澍随机走进这样的高层院落里，刚开始看到的情况似乎并不理想。
【钱江时代小区动态采访】
记者：也就是说它小小的这样社区氛围并没有实现。
王澍：这是中国城市一个很大的问题，它并不只是社区，这个社区，因为我们都是在造这个高楼，把以前老的房子比如捉这种这种历史街区都拆了，它不仅是在拆房子，它的在拆生活方式，它是拆一个社区。一个城市一个社会的和谐，尤其在城市里它的基础就是社区，我们相当于把发展的很很多年成熟的社区全拆了。
记者：想通过建筑再把这个社区重建。
王澍：重建起来，社区的意识重建起来，但是我知道这个很是难的，就像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乌托邦的梦想。
记者：再上一层去看看。
王澍：我们随即访谈一下我估计成功的案例很少。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记者：这17。
王澍：17吧。
记者：就是这么一个地。
王澍：这有点像老百姓的小院。
记者：就是在看看的过程是很有意思的。
王澍：是的。还有一大狗呢。
记者：狗狗你好。
王澍：太好了。这家就做成花园了。
记者：您好。这个花园是大家一起用的？
住户：对呀。
记者：您是哪一年买的这个房子？
住户：我是2009年买的。
记者：2009年买的。当时为什么要买这个房子？
住户：我就感觉它的视线，任何角度看出去都感觉心情很舒畅。
王澍：我最喜欢坐在那儿聊天，我称之为叫做恍如隔世，真有历史的时间，不只是现代，好像你不知道你身后在什么时空。
【解说3】
在随后走访的两个院落里，我们看到公共空间已经被这里的住户有效利用，这一点令它的设计者王澍感到很是欣慰。在设计之初，为了给楼里的住户留出院子的空间，他需要极力说服开发商放弃了本应有的利润。
【钱江时代小区静态访谈】
王澍：比如说我们做得这个空间，这个空间房地产商给我算，他说你做这样一个邻里交互的空间，6栋楼这么多处合在一起，一笔账。
记者：合多少房子？
王澍：按五千一个平米的造价，五千万不见了，他说我陪着你理想，就这样一下五千万不见了。
记者：它本身也是有价值的，空间并不是说就是一文不值的，当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之后，他可能比实实在在的房子还值钱。
王澍：你说得对，但是对房地产商来说五千万就是五千万，他把房子卖就完了，所以这个楼当时这个房地产商就是说他说，总要干点有价值的事情，所以他说陪你理想主义一次，就这一次我估计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陪你一次，所以这五千万他就赔进去了，做了这样一个理想。
记者：但是对于住在这儿的每一个人来说，他们是赚了？
王澍：他们赚了最起码一个很好的很舒服的生活空间还有非常好的视野。我不是说做完建筑就走人的建筑师，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我的建筑做完之后，我说我创造了一个时空的，就像是一个舞台，我等着角色走上来，好了之后，他们开始在这里表演，就像人的生活开始发生，他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特别的感兴趣。
【解说4】
也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下，王澍设计了钱江时代，这个小区的六栋带院子的高层住宅也成为他至今十多年设计生涯当中，唯一设计过的商业建筑。
【钱江时代小区静态访谈】
记者：你自己也讲过一般不做这个商业建筑，那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商业房产？
王澍：我记得当时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建筑师，就是国内的这种比较前卫、先锋的建筑师，有点思想，有点理想的建筑师是不屑做的。
记者：什么叫不屑于？
王澍：因为这种东西的话其实他都是以逐利为主要的目的，大量地房产都在追逐利润，所以你只要做这个东西,就像是某种商业链条上的服务者，或者说,我不愿意帮凶这个词，或者同谋，它是一个环节，所以有一批国内的青年建筑师对这些东西是抱有一种批判的态度。
记者：那您为什么又涉足这个领域呢？
王老师：因为这个时代中国的建筑对生活的影响太大了，对社会的影响太大了，如果我们是我们管自己的实验建筑师，实验建筑运动，像这样的一种实验派的建筑师只需做内容很艺术的建筑，像美术馆，艺术家工作室，一般做这个比较多，而整个的社会的问题，住在每一个城市里都在90%以上的量就是住宅，尤其是房地产的住宅，对我们的生活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声音，我觉得我们不能够被称为实验建筑师，实验不只是来艺术的，实验的主要目的是要对这个时代爆发的问题给予正面的回答，完了以一种勇敢的实验性的方式去给予回答，这是我的一种。
记者：为什么只有这一次呢？
王澍：其实犯这种傻的房地产商的是很少的。基本上你不会看到房地产商会有点社会责任心,或者说有一些在文化或者传统问题上这种讨论，真正肯花心思参与这个讨论的开发商是非常罕见的.
【解说5】
王澍告诉我们，在目前建筑市场片面追求利润的导向下，像钱江时代这样能够体现出社会责任的地产项目只能是可遇不可求。除此之外，他还争取过政府保障房的设计项目。
【钱江时代小区静态访谈】
王澍：我一直试图想要插足安居房设计和建设，但是插不进去，因为这个各地都在很快地完成任务，我们进去做设计，那是在找麻烦。所以想让我去设计安居房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我尽管主动地去做试探，能不能我去做一些，因为我知道一般的建筑师不愿意做，费用很低，也没有多少设计费，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既使是这样，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机会。
记者：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你准备把它设计成什么样？
王澍：我对安居房这个概念是有质疑的，因为安居房大家就说廉价，或者是低租住宅，它隐含着对这个社会阶层的一个划分，对低收入的人要注意划分，而且很多城市都规定，安居房必须放在城市郊区多远的地方。我一直主张就是建筑尤其是大量的住宅，尤其是这次。
记者：3600万套，五年。
王澍：这样大量的，其实对重新来整理我们城市的社会的结构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它不仅仅是为了低收入的人群提供安全住宅，我最主张的方法是把安居住宅和房地产住宅混合到一起，我经常把安居房定这样的定义，我称之为社会主义住宅，其实我们看现代社会史上，如果你有机会去看，比如在布鲁塞尔，我经常去拜访当年的社会主义部门，很朴素的三层楼的小砖房，就像这样的结构，几户一个伦理，造价很低，但是很细心地考虑到人们的生活，前后有点绿化，形成一个不是房地产的社区，而是大家能够在生活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英文词叫（英）,就是指的社区，就是邻居，是大家一起来享受一种分享的生活。它应该是按照这样的方向来去做的东西。
【解说6】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拆大建的旧城改造突飞猛进，有人形容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大工地”。迅速涌现的钢筋水凝土的建筑群打乱了人们原有的社区生活，人际关系恶化，传统文化缺失，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都让王澍深深感到忧虑。
【钱江时代小区静态访谈】
王澍：说一句比较激进的话，我对中国的城市现状也是完全绝望的，这个根本不是我们的目的，这不意味着好的生活，环境能变成如此恶劣的状态，而且接下来越走越危险，我们都可以预见得到，这个城市会出什么问题如果我们提前，像我们是所谓的学者，学者就是要领先社会做一些研究，想一些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够提前看到这些东西，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做一些样板示范，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而且光说空话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做实实在在的事情。
记者：但是你要面对很多非常有力的力量，比如说房地产开发商，他们有重金，有利益的追求，这就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你作为设计师就要跟他们博弈，你博弈得过他们吗？
王老师：不是博弈的问题，我用的态度也很简单，我经常说我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文人。我是一个文人，知识分子有立场，文人是有风骨的。什么叫做风骨，哪怕你给我摆一堆钱在面前，这个项目我认为你没有想过，说真正的比如说面对社会如何，面对文化传统，各方面的问题，面对老百姓的生活，只是一个房地产的项目，我就直接拒绝。像我这样的，我声称一年只接一个项目的建筑师。
记者：商业的还是非商业的？
王澍：非商业的，一个项目，一年我的工作室只接一个项目的建筑师，在全中国恐怕就为此一家。
记者：那你靠什么生存呢？
王澍：对我来说哪怕一个项目我基本的生活是够用的，尽管没有太多的钱，但是我的基本生活是够用的，同时我留下了大量地时间我可以去做社会调查，做乡村调查，去教我的学生，完了可以上我自己有心情来体会美好的，我生活在杭州这么好的地方，我有时间去体会，这都是我生活里需要的，不只是钱。
导视二：
一条古街成功阐释了中国本土建筑的设计理念，带给我们怎样的反思？
记者：现在我们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更愿意邀请国外的设计师做一些地标性的建筑？
王澍：再过十年，中国的城市里头，大家还能说我是中国人吗？这个城市所有的和中国传统的一切都会彻底的铲平，剩下了几个像文物一样的保护点，剩下的东西放在博物馆里。
他如何看待自己获得全球建筑界最高奖项？
王澍：因为这样的一个不走常规路线的人，走在边缘，或者走在多样性的缝中的人，他居然可以获奖。至少能够证明这个时代不只是一个方向的，还有另外一个方向。
《面对面》董倩专访全球建筑领域最高荣誉，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王澍，正在播出。
【解说7】
这里是地处杭州市中山路的南宋御街，是王澍从2007年到2009年历时三年主持设计的杭州市政府历史街区改造项目。
【南宋御街动态采访】
记者：这条街上各种建筑风格杂陈，什么都有。
王澍：对，所以我说它是真实的历史。
王澍：从这儿开始，这一段完全是我设计的。
记者：这是哪个年代的？
王澍：这个是在杭州的南宋的历史上，像我们现在都管这个地方，比如这个地方叫高云坊，前面过去这个地方太平坊，为什么叫坊呢？当时的住宅区全是由围墙围起来的，完了这个住宅区大的围墙现在都不见了，所以我这次做的时候把这个围墙的位置，恢复了一个局部的片段。在古代的时候，这是有门的，晚上要宵禁、关门的。
记者：您说的住宅，这个上面是住宅吗？
王澍：有的还在上面，有的住户还在上面，这里面一般二楼就是住宅，一楼就是商铺。
记者：都没迁走，还保留了。
王澍：原来住在上面。所以我说不能够强制拆迁嘛。如果这些人不见了，只剩下游客，这个意思是不一样的。
【随机采访街上的游人】
记者：您喜欢它的建筑？
游人A：很喜欢。
记者：为什么呢？
游人A：它好。
记者：好在哪儿？
游人A：就是古代的建筑和现代的建筑结合了。
记者：为什么到这儿来？
游人B：因为这儿漂亮，这儿特别的有味道，我觉得这种信息量特别大。
记者：您指什么信息量？
游人B：一边可以看到中国有这么好的一些古代的传统的建筑，大家也能看到近代的时候我们学习西方，也有中西结合的建筑，当然也有现代的建筑，有的不一定好看，但是它也在这儿，这是一种存在，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对于一个城市来说。
【解说8】
如今，繁华的南宋御街已经成为旅游旺地和杭州市城市文化的标签。然而，在2007年王澍最初接手设计的时候，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南宋御街静态访谈】
记者：当年接手的时候这儿是什么样子？
王澍：非常地破败，就是感觉大家决定这个地方不要了，所以很长时间也不去维护。商店已经很少了，就剩下一些卖便宜货的，或者临时在这儿卖便宜货的那种小门脸。比如这墙上的灰都是一块儿一块儿的，这个房子长时间不用之后，这个房子就会坏掉，就那种感觉，油漆都剥落了，完了大概就是这样，很少人，街上总是稀稀拉拉的，晚上只有几个像鬼火一样的路灯。
记者：为什么还要对这样的一个，已经被历史的灰尘给掩盖住的这么一个地方，要把它让它重新给振兴起来？
王澍：其实这个是杭州的老百姓的一块心病，这条街。
记者：怎么讲？
王澍：这条街原来那么著名，很多人生活里的回忆，都有很多回忆在这个地方。那么城市快速发展20年之后整个城市里老的街区，我们经常说杭州城里有10万间老房子，拆了还剩下1万间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否则我们都没法说这个城市杭州了对吧，只剩下一个城市西湖，整个的城市都已经完全改变。
记者：想找到自己记忆中的那个城市了是吧？
王澍：是的。
记者：这个就是恢复记忆的一部分。
王澍：所以杭州的市民高度关注这条街及政府的压力也很大。
【解说9】
其实让杭州市政府感到压力的是从2001年开始，各方已经围绕着怎么改造这条街道展开了讨论和探索，但一直没有找到特别理想的方案。
【南宋御街静态访谈】
王澍：市政府就直接找上门来了，他们希望由我来主持重做。
记者：要接手这么一个项目？
王澍：我当时其实没想接，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我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复杂。
记者：怎么复杂呢？
王澍：你不改则已，一改的话，各家的利益其实都出来了。当时每一个院落里头住满了人，但是都是来租房子的那种承租户，非常错综复杂，咱们中国传统的、西洋传统的，完了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各种各样的房子都在里头。那么这样一条街要想把它给做起来，我说这只有上帝可以做，这么丰富的多样性，你要想把它操作起来，一个建筑师或者一群建筑师，如果按照我的想法保持它的那种真实的感觉，又能够恢复活力。 所以当时我不想做。
记者：但是为什么还是接了呢？
王澍：我当时提了一些条件，我本来以为这个条件提出来之后，政府就知难而退了，我当时提出来第一，我知道你们很急，希望你们马上就做设计。可能7月份开始做设计，年底就动工，这是中国的政府项目一贯的作风。
记者：普遍的速度。
王澍：但是我告诉他们，我说这样的项目我仔细想过了，要想做好，至少要做三年。而且做之前要给我半年执行调研。第二条我说，生活的真实性的保持，要求一定要有原来的人住在这里，如果我们把人全部搬走了，改好了，只是商业，我说生活的魅力就会失去。第三，我提出来，国内现在普遍的做法就是假假古董，包括保护，都是先做保护性拆除，完了做一个假的，这个是普遍的做法，比如说假古董，我说我从来不干。
记者：你觉得这几条条件你提出来很苛刻，对方是不能答应的。结果对方答应了？
王澍：结果全答应了。
记者：其实这就是进步。
王澍：我没想到他们全答应了。
【解说10】
在王澍的带领下，我们穿行在面目一新的南宋御街上。在这里，园林景观，商业店铺，来来往往的人流以及不同历史年代的建筑相互交融。
【南宋御街动态采访】
王澍：这个是我这条街上做的最用心的就是这个小建筑。
记者：哪个？
王澍：就是这个，带沿儿的这个。这个是当时我们做的时候呢，我提出来，因为这里原来说有御街，所以我选了几个点要做一些考古的发觉，看一下，传说中的御街到底有没有，有的人说有，有的人说没有，有的人说16米宽，有的人说15米宽，到底什么样，因为现在看，我们当时在这块，因为这儿的火烧掉了一栋房子，有一块空地，所以我们就用这来挖，一挖就挖出来了，你像那个砖头的，那就是宋代的，宋代的，上面出现一些大的石头块儿，这是元代的，然后上面这个大石条是清代的，这条街的中间的那根石条，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做的这条街中间有这根石条，其实就是考古考出来的，中间有一条大的石条在中间。
记者：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剖面。
王澍：是的，所以当时挖掘出来以后，很多人要回填，要做一条街，我当时就跟书记讲，能不能考虑做一个小小博物馆，把这儿给保护起来。
记者：您是杭州人吗？
游人C：游客，
记者：他是设计师，
游人C：他这么一讲我们能看见历史的剖面了，否则现在的石头一铺，不知道地底下到底是什么。
王澍：其实那儿还有两层，斜着铺的那个砖是北宋的，上面小点的砖是南宋的，就光那一两层就是两个朝代、北宋、南宋。
记者：其实别小看这么一个方寸之间，我们能看到好几千年的历史呢。
王澍：是的。这里边可以看一眼。这个东西的话用现代我们国家的结构规范不批准的，没有计算公式，没有办法批准。所以当我们要做这个东西的时候，首先要突破国家现有的技术规范，要进行技术论证，很有意思。
【解说11】
摆在王澍面前的是改造南宋御街的种种难题，他首先带领着美术学院的两百多名师生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实地调研，通过调研，改造这条古街道的思路逐渐明晰。与此同时，他还需要不断面对来自各方的质疑之声和解决设计之外的很多问题。
【南宋御街静态访谈】
王澍：我记得有一次在市政府开会，我在会议上用非常激烈的口气对着市委书记说话、发言，我说整个杭州城你看一下，不是说这条街是一条破烂儿，因为有的官员就告诉我，不知道王老师你准备怎么改，这就是一条破烂街，就是一堆破烂，怎么弄呢。我当时我的意见说，不是说这条街是破烂，看一下过去20年杭州市中心区的建设，我说这就是整个一堆的大破烂。恰恰是这条街看上去破，但它还保持着一个美好城市的远远的一种影子，我们能看到有可能使得我们恢复对好城市的感觉。所以这条街并不是只是说有一条老街要保护，我说这是杭州市城市复兴的开端，是从这条街开始，大家重新认识什么是好的城市。所以当时我记得我去上厕所，有几个下层官员跟着我就进了厕所，说王老师，这个市政府大楼里头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市委书记说话的，你是第一个。
记者：市委书记的反应是什么，关键的时候。
王澍：他接受。
记者：就是，关键就在这儿。所以说这个设计师的理念，怎么让它从脑子里面变成纸上，再变成现实，你觉得在这里面最关紧的因素是什么，恐怕不是你的设计。
王澍：其实更像是一个社会活动，就是要做大量的工作，因为除了面对市里的领导，我记得人大开会讨论、政协开会讨论、老居民开会讨论，还要跟区里的领导沟通意见，上面的想法和下面的想法未必一致。
【解说12】
2009年9月南宋御街改造完成正式开街，在这条南北长4000多米的古街上，王澍再一次实现了他一直坚守的中国本土建筑学理念。那么，相对于当下全国很多城市标新立异，竞相建设远远背离中国本土文化的地标性建筑来说，王澍和他设计改造的这条古街带给我们的是另外一种反思。
【南宋御街静态访谈】
记者：现在我们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更愿意邀请国外的设计师做一些地标性的建筑？
王澍：我觉得这个现象发生的前提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文化被彻底地摧毁了，比如说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实际上是丢失掉的。对自己的那种文化的回忆包括生活的真实是丢失掉的。等丢失掉这些东西之后我很忧虑，再过十年，中国的城市里头，大家还能说我是中国人吗？这个城市所有的和中国传统的一切都会彻底的铲平，剩下了几个像文物一样的保护点，剩下的东西放在博物馆里。
记者：因为我们现在发展的速度很快，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意识不到这些问题，但有朝一日意识到了，你觉得这些东西还有改的空间吗？
王澍：在中国的城市当中，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是一句话，我说哀莫大于心死，这就是我对中国城市现状的看法，我基本是绝望的。
记者：但您也在参与，并且实现了你现在心中的一些追求，比如在这条南宋的御街？
王澍：多少有点像是最后的悲壮的。
记者：有那么悲观吗？
王澍：差不多。当然我们现在说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但是我这个人是不愿意轻易服输的，哪怕是最后的努力，中国文化的保存，哪怕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像王成一样说向我开炮，中国其实到了这个程度了。
记者：当我们看报道，看建筑师王澍得奖的消息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建筑界，这是对中国建筑界的一个肯定，对中国未来城市化的一种鼓励，你这么看吗？
王澍：如果从正面的积极的角度上来说，是的，因为这样的一个不走常规路线的人，走在边缘，或者走在多样性的缝中的人，他居然可以获奖。哪怕是一万个人走一条道路，一个人走另外一掉道路至少能够证明另外一条道路也是一个方向，这个时代不只是一个方向的，还有另外一个方向。
导视三：
沉寂十年，他领会到了什么？
王澍：但是当我真正花了很多的时间开始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始背包旅行，开始在农民工在一起工作和生活，我就开始意识到中国建筑的根本，是在那些看上去没有建筑师大量地建筑中，这都是伟大的建筑。
作品问世，他遭到怎样的质疑？
王澍：2004年第一期建成的时候，杭州的建筑师圈子里传出来的评价是，如果要在杭州找最难看的作品就去象山看。
《面对面》董倩专访全球建筑领域最高荣誉，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王澍，广告之后播出。
【解说13】
离开南宋御街，我们赶往王澍设计的另外一件作品，位于杭州市西郊转塘镇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象山校区动态采访】
王澍：这些砖都是旧的，而且不同规格，新的旧的都有，这是新的，这是旧的，混在一起。
记者：你是故意这样做？
王澍：我就想探讨一种就是我们今天拆那么多房子，老房子，新房子浪费惊人，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回收，而且要把它变成有尊严的艺术，而不只是不仅仅是回收，传统是有这种做法的，我记得当时这堵墙砌起来之后，就像这样，你看这个砖头瓦片均匀得就像是花布，当时我一看我说整个砌的感觉是不对的。
记者：不能均匀。
王澍：当时工人脸都绿的，如果我要就整体拆的话，相当于他们施工出了错误，拆掉之后不会赔工钱给他们，他们会有经济损失，所以我经常改的时候，不光是艺术的问题，我还会考虑到比如说工人的利益感受，所以最后我在这儿站了大概10分钟，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说按对角线拆一半，保留一半拆一半，化腐朽为神奇，让难看的加一半变成好看的。
记者：那哪是过去难看的？
王澍：这个就是刚砌好的我不满意的部分。
记者：后来满意的部分。
王澍：我们稍微远一点就可以看到，到了上面它那种肌理就开始发生变化，瓦的数量开始增加，而且是一种不对称的，不均匀的方式发生变化了，这个实际上在施工当中，技术的，艺术的做法的问题全部都搅缠在一起，需要建筑师有这种能力在现场10分钟之内就给出判断，因为我们的建设速度是非常快的，我常年的做这种东西已经养成了这个能力，一个工地一天走下来，一百个以上的问题都需要你在10分钟之内对每一个问题给予准确的回答，否则的话施工就停在那里，那这个经济损失谁都承担不起。
【解说14】
在占地800亩的象山校区里，有从各地拆房现场收集来的700万多万块不同年代的旧砖弃瓦，它们在这里的屋顶和墙面上恰到好处，重现新生。灰白色调的各种风格的建筑与田园式的园林景观交相辉映，身处其中，感受无处不在的惬意和宁静，我们很很想知道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修为让王澍具备了设计出这样作品的能力？
【象山校区静态访谈】
记者：你在做学生的时候，当时写了一篇论文叫《死屋手记》，那篇文章写出来据说是反响非常大，这种大是因为别人都觉得你太狂放了、太狂妄了。
王澍：其实那时候是写了两篇东西，第一篇东西是我在读硕士读到第二年的时候，我记得是1987年，想了很多事情，有一天突然一时兴起，我就花了一天时间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长文，叫中国当代建筑学的危机，这篇文章里我是从我们的梁思成开始，一直评到我的导师，所有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的著名的大师一个一个地我都评论一遍。那篇文章其实是真正刺痛了很多人的神经的，但是那篇东西没有可能发表，我自己当时是募捐，然后自己印了一本散发，散发，当时大概印了150本，那个东西其实流传得很广。后来硕士论文的反应其实是那篇文章的延续，因为我硕士论文里其实并没有做这种大批判，而是从西方现代建筑的根源问题开始进行深入的讨论，在谈到中国建筑的问题和展望中国建筑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记者：但是你这个说是论文通过了，但是硕士学位没拿到是吧，这是怎么回事儿？
王澍：论文的答辩因为是一些导师和评委，尽管他们争论得非常得激烈，但最后是全票通过了，因为他们的心情也很矛盾，一方面这个学生太狂，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学生说话是有道理的，但是在面上是下不来的。所以也有人就很友善地跟我传话，说你的论文不修改要想通过是不正常的。修改了就有可能通过。但是没有人告诉我哪一处需要修改，只是笼而统之地告诉我，我说那我我可能为这样的一句话修改的，所以我一个字都没改。我已经预感到有可能就拿不到学位了，所以有的人问我，如果真拿不到学位，你会什么反应，我当时年少轻狂啊，我说据我所知，人家要给萨特搬诺贝尔奖，三次他都拒绝了，我一次拿不到学位不算什么。
【解说15】
也就是这样一位年少轻狂的年轻人，在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到1998年开始读博士的这10年时间里，他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投入建筑设计工作，而是与工匠们在一起工作，在真实的建造中获取经验。
【象山校区静态访谈】
王澍：我主要意识到真正要想作出我自己向往的那种真正的中国底蕴或者色彩的新的建筑来了，用原来所学的那套东西是不可能的，我已经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在那个设计体制当中，按照那样的一种习惯设计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要作出这样的建筑来，首先就是要改造自己，要对自己做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我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
记者：什么叫生活的改变？
王澍：我记得有一天我在吃饭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在这一个饭桌上全是农民工，大家在兴高采烈的在一起吃饭，我突然意识到我是一个硕士毕业的学生，在这个社会我已经降到这个社会的最底层，我每天生活在一起是农民工生活在一起，当然今天我们管他们叫工匠，但是他们在社会上的身份是农民工。我突然恍然一下子意识到，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多少大的改变。但是当我真正花了很多的时间开始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始背包旅行，开始在农民工在一起工作和生活，我就开始意识到中国建筑的根本，是在那些看上去没有建筑师大量地建筑中，这都是伟大的建筑，我经常说我最喜欢的建筑是那些匿名的，似乎是没有建筑师的那种普通的建筑，我经常被这样的东西所打动，那里面浸透着人性，普通人的人性，我想象的继续要走得道路是从那个地方走下来，走回普通的民众去，做出那种不漏痕迹的，我做得，大家看说不知道谁做的，但是跟他某种超越建筑师个人的那种建筑，这是我想做的。
【解说16】
在那个沉寂的十年里，王澍依然每天坚持着他大学时养成的习惯，大量读包括建筑学以外读书，静下心来写毛笔字。2002年，王澍开始接手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设计工作，有人说这是他十年磨一剑的成果。
王澍：应该说我是幸运的，因为在全中国过去的十年里至少造了一千个这么大的大学校，能够一个学校信任自己的一个青年老师，认同他的理念，完全放开给他充分的自由，来设计这样一个校园，恐怕在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
记者：就是校长对你支持，但是在真正实施设计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不理解你在干嘛？
王澍：很多，2004年第一期建成的时候，杭州的建筑师圈子里传出来的评价是，如果要在杭州找最难看的作品就去象山看。
记者：你的同行们不接受，不能理解?
王澍：他们不能理解，他们不认为满城的房地产是难看的，他们认为这个难看的，当然大家的观念也变得很快，只有短短的两三年，观念就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你真正反复的来看体会它之后，很多人逐渐的意识到真正有一种不同的东西在这里出现了。其实大家做事情是需要参照的，就是要有一个参照物，我觉得像我的这种做法至少在现有体制之外大家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和参照物，这个参照物非常的重要.
记者：那你的存在给中国整个的建筑界给中国的城市化的进程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参照呢？
王老师：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模式，另外一种方向，比如说这个校园很多认为这是一所大学校园，我经常你仔细看这不只是一个大学校园，这是关于中国南方这一代的城市它的好的发展模式的一个探索，这个建筑的尺度已经不是传统建筑的尺度了，它是3、4层，4、5层的民宅的尺度，它是可以为这个时期的城市的建设包括这个建筑和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关系，包括它的这种朴素还是奢华这种格调的控制，对自然材料的使用，对人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反省等等，它形成了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是可能给大家某种参照的，所以很多人问我说，杭州现在新的城市建设应该怎么办，我说你看一下象山校园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高密度的校园，你看这个房子多近，房子和房子之间非常近的距离，因为这么大的人口一定需要在城市做高密度建造，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探索，隐含着这样的一种情绪。
【象山校区动态采访：走进建筑学院楼】
王澍：这个就是我们建筑学院的主楼，从一个竹子的大门开始进入，进来之后你一看有第二道门，中国的建筑讲层次，第二道门，这个门的形状是从苏州园林里扣出了一个洞，它就意味着我们进山了，穿过这个门就进山了，我们最后木头。
记者：还真又变了。
王澍：第三层，完了之后你就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安静祥和的地方。这个是特别中国的一种手段，在非常短的距离内分出三层，然后使得中间的空间产生一种非常宁静的这样一种氛围。
记者：这个挺有意思的，这样的一尊佛像，然后旁边就是，这应该是学生作品。
王澍：应就是这两天整出来的，我都不知道这做的，特别有意思。这个地方经会出现一些学生做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出来的。
记者：这个东西挺好玩的。
王澍：这就是现代的乡土建造人和佛的对话，还带着这个耐克的帽子，就是一个现代情节，受了中国乡土和文化的影响，他坐在这里，坐在这个院子中，所以能体会到我们的学生在这个教育当中他们的心灵已经发生变化。
尾语：
记者：王澍的获奖其实很委婉的在向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到底应当保留什么，放弃什么，应当追求什么，传承什么，有人说王澍的这次获奖其实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比如说他能够遇到一位能读懂他的开发商，一位能懂得他的市委书记，和一位能够懂得他的校长。但是我们想问，当这一系列的偶然都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这是否也预示着一种必然的开始呢？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像王澍这样的设计师出现，我们也相信一定能够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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