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究竟有多少名代表参加，一直是个谜，因为中共三大并没有一份完整的名单留世，史学界传统的说法是30多人。经过多年的调查和参考当事人写的一些材料，我认为，当年至少有40名代表出席了中共三大，并试将名单列举如下。

一、至少有40名代表

有如下几个材料，足可证明，当年至少有40名代表出席了中共三大。

马林有二份在中共三大结束后从广州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第一份是1923年6月20日写给共产国际的信。在谈到张国焘时，马林说“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张国焘只获得40票中的6票”。很明显，当时的选票总数是40票。

第二份材料是1923年6月25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该报告记录了选举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投票结果，其中：陈独秀40票、蔡和森37票、李大钊37票、王荷波（工人）34票、毛泽东34票、朱少连（工人）32票、谭平山30票、项德龙（工人）27票、罗章龙25票。中央候补委员5人：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9名中央执行委员，马林全部标明得票多少，其中得票最多的陈独秀，40票。

马林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中共三大正是应共产国际和马林的要求而召开的。1923年6月20日是中共三大的闭幕日，马林于当天写信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工作，第二份报告也仅隔了几天，其中的数据引用则更为详细。马林给共产国际的这二份报告，所引用的材料和数据，应该是准确可靠的。二份报告他都提到了40票，这绝不是巧合，足以说明当年至少有40名代表参加了投票，很可能就是40人，因为以陈独秀当时的地位和影响，他得全票不足为奇。

还有一份材料也可印证当年至少有40人投票。瞿秋白1929年《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中记载“第三届大会选举：独秀（40），和森（37），守常（37），荷波（34），泽东（34），朱少连（32），平山（30），项英（27），章龙（25）。候补邓培，张连光（潜逃），梅坤，李汉俊，邓中夏。”瞿秋白是中共三大代表，他参与中共三大决议案的起草工作，当年马林赞他“是最好的助手”，在中共三大期间，瞿秋白帮马林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1929年，瞿秋白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份材料是他在共产国际上所作的报告，所谈史实应准确无误。他对三大时当选的执行委员全部标出了当选票数，如无确凿证据，是不会随意写的。而且，重要的是，瞿秋白的这份材料竟与马林1923年6月25日给共产国际报告有关三大选举的中执委的当选票数完全相同！这说明，当时的投票结果就是这样。

依据上述三份材料，我认为，说中共三大至少有40名代表出席是成立的。此外，还有别的旁证材料，也可说明一些问题。马林1923年6月2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陈独秀的提纲——就是《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由于对此提纲代表争论很大，大会决定付诸表决，表决结果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获得通过。马林只说了赞成和反对的情况，有没有弃权的情况呢？马林没说，但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事后多年回忆：“在举手表决国共合作问题决议时，蔡和森和王振一没有举手，他们是少数，张国焘没有参加表决。”张国焘没有参加表决，那绝对算是弃权，蔡和森和王振一没有举手，算反对还是算弃权？马林说投反对票的是湖南和汉口的代表，蔡和森是第二届中央委员，是代表中央到会的，王振一即王仲一，山西人，是北京区委的代表，因此，这二人的票应该不是反对票。如果算弃权的话，那就是3票弃权，再算上赞成票和反对票，则刚好是40票。

中共三大代表的组成比较特别，有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其中又有发言权代表和有表决权代表之分。当年，党的经费奇缺，共产国际寄来1600元（货币单位不详，可能是卢布），作为三大的召开费用。这其中很大部分，是用于代表来广州的差旅费。由于代表众多，杯水车薪，无法面面俱到，于是有些重要代表，中央便发给一些路费，这便是用“公费”的“正式”代表，不是用“公费”而是用“私费”的便是列席代表了。列席代表于树德为了买到广州的船票，便借朋友妻子的金手镯去典当。至于有表决权代表，可能三大召开前有此称谓并作了一些规定，如各区有一定的表决名额等，但在三大召开时，特别是在讨论《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草纲时，由于争论激烈，分歧较大，大会可能作出这样决定：由全体参会代表投票表决，而不再理会代表有无表决权了。

二、39名代表名单

要将中共三大代表的完整名单考证出来，难度很大。要确定几个材料的使用原则，首先是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如马林当年写给共产国际和友人的信，便应当是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提到的中共三大代表，特别是马林速记的发言代表的名字，应该是准确可信的。

马林笔记和报告中提到的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王荷波、张国焘、王用章、邓培、瞿秋白、林育南、邓中夏、谭平山、张连光、刘仁静等。如果算上马林写的中委选举提到的人名，则还有：朱少连、项德龙（即项英）、罗章龙、徐梅坤。李汉俊虽被提到，但李未到会，马林并为此而叹息。

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有5人：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按照常理，像三大这样重要的会议，上届中央执行委员如无特殊情况，似都应到会。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5人，除陈独秀外，其余4人组织了小团体，导致陈独秀要辞职。马林认为必须改变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在三大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张国焘只获得40票中的6票。他和这个小团体的另两名组织者也未进入中央委员会。”马林所说的“另两名组织者”，就是邓中夏和高君宇。邓中夏没有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却被选为候补委员，而高君宇则什么都不是，完全落选。算高君宇的话，马林提到的三大代表就有19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