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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9年开始的中国足坛扫黑、打假、反赌风暴经过漫长的三年后，终于以谢亚龙等一大批足协官员的被逮捕和公开审理而结束，这是中国足坛最大的一起腐败案，涉及俱乐部老总、教练、球员，也有昔日的金哨、银哨，甚至包括中国足协的高官。是什么让他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是什么让他们彼此勾结，沆瀣一气？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足坛的畸形生态？
谢亚龙(犯罪嫌疑人)：我也承认我有犯罪行为，但是我确实不是一个贪官。
解说：并不承认自己是贪官的谢亚龙曾任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2009年1月，被调任中体产业公司董事长；2010年9月3日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9月12日，公安部证实谢亚龙被立案侦查。
谢亚龙：你要说是清官，犯罪了怎么会是清官呢？你要说是庸官的话，我在别的岗位上都做得挺好。
解说：这不仅仅是谢亚龙一个人纠结的问题，他的继任者南勇对自己也有类似的疑问。
南勇(犯罪嫌疑人)：我是力求想做好，也想做好一个正面的人物。但是，不小心就(到了这个地步)。
解说：南勇，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原主任、足协副主席。2010年3月1日，因操纵足球比赛、涉嫌收受贿赂犯罪，经检察机关批准被依法逮捕。
南勇：开始并不是想收，或者说拿了心安理得也并不是这样，但是没有把握好。
解说：同样不能用“把握好”来形容的还有杨一民。
杨一民(犯罪嫌疑人)：当时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当时被走到这一步。
解说：杨一民，中国足协原副主席、中超公司原董事长。
杨一民：像这一类假、赌、黑，自己从来没有参与这方面的事，所以当时也没有想到，确实自己在廉洁方面也是有问题的。
解说：超越了犯罪红线的还有蔚少辉、李冬生、张建强和范广鸣。这些人同出于中国足协，他们是这个机构的最高管理者，也是中国足坛潜规则的制造者和受害者。
谢亚龙就任中国足球管理中心主任的时候，中国足坛的一场风波刚刚结束。2005年一个寒冷的冬天，谢亚龙的前任阎世铎离开中国足协，而给谢亚龙留下的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局面。
记者：来足协之前，你对足协有什么样的看法？
谢亚龙：那个地方乱。
记者：大家对足协最不满的是什么事情？
谢亚龙：当时叫“G7革命”，当时乱糟糟的。
解说：“G7革命”的导火索是2004年10月2日，沈阳金德主场对北京现代的比赛，因为主裁周伟新判罚点球引发罢赛。之后，以大连实德、北京国安(微博)为首的七家俱乐部投资人，要求足协放权实现真正的政企分开、管办分离，这就是所谓的“G7革命”。
那也是中国足协组建职业联赛以来面临最大的一次危机。
徐明(大连实德俱乐部 董事长)：我们不是叫什么逼宫，我们这是推进改革，加快改革，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再等了。
解说：当时 G7联盟的频繁出击让局面变得十分棘手，而身为足协副主席的南勇进谏足球管理中心主任阎世铎。
阎世铎：提议联手地方体育局，用强硬的手腕将G7联盟打回原形，中国足协在依法依章管理，中国足球的地位是必须要得到尊重和维护。
解说：但是，之后便是阎世铎的黯然离开和谢亚龙的到任。
记者：你来的时候也是信誓旦旦，想是干一番事业，要改变中国足球乱相。
谢亚龙：是的。
解说：谢亚龙到任的2005年，中国足坛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混乱。11年职业联赛的种种赛场丑恶现象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假球增多、黑哨盛行、境外赌博公司的介入，让赌球现象日益猖獗。
谢亚龙：我是尽了力的，不是没有尽力，我也做成了一些事情，但是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做成。
记者：为什么一到足协这个位置上，到后来就变成这样情况呢？
谢亚龙：我到现在你要问我这个话，我只承认自己没有坚持自己的原则，触犯了刑法、刑律，自己该承担责任。
解说：谢亚龙在任的三年多时间里，中国女足频繁换帅，从昔日的世界杯亚军逐渐沦为亚洲二流，中国男足全面溃败，堕落为亚洲三流，中超联赛问题重重，假赌黑甚嚣尘上。
记者：触犯法律的第一步是什么事情，你还记得吗？
谢亚龙：实际上在足球之前，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事情，也是一个老板，也是事后感谢送给我钱，完了，关系确实一直相处很不错了。确实觉得人家是真心实意的，并没有跟我构成一个交易关系，事后都做成朋友了，完了回去后收了(钱) 。
解说：第一次受贿是在谢亚龙进足协之前，习惯了所谓的“人情世故”的谢亚龙，来到足协后依然是照此办理。2006年一家俱乐部在中超联赛风头出尽，取得了俱乐部历史上的最好成绩，联赛结束后，这家俱乐部专程派人来到中国足协，给当时的足球管理中心主任的谢亚龙带来一份厚礼。
谢亚龙：说是他们集团上上下下都做了些奖励，同时也给我，也奖励了一份，20万。
解说：给他发奖金的竟是俱乐部的老板，一个被管理者给足协的管理者发奖金竟如此大的手笔，令外人费解。而在谢亚龙看来，只不过是普通的“人情往来”。
谢亚龙：如果说我们跟他们做了权钱交易的话，他们早就该来感谢我了，事先他们要想拿冠军，你给帮帮忙，我也去给他们做一些安排，他们早就应该感谢我，也是事后六七个月了。
解说：而俱乐部明白这联络的不只是感情。2006年，一场关键的比赛即将举行。开赛前，俱乐部当地的某位领导特意给谢亚龙打过一个电话。
谢亚龙：说你来不来，看这个比赛，(我)说来，在我们家门口，说希望裁判能够公平一些、公正一些，不要出问题。
解说：在关键比赛前大谈裁判的公平、公正问题，其中隐含的意思彼此都明白。
谢亚龙：打这个电话也很清楚，话没有直接说，但实际上还是希望你能够给予帮助。
解说：接到电话之后，谢亚龙亲赴观战，并在赛前特地给南勇做了一番仔细的交待。
谢亚龙：南勇说你放心，我会安排好的，但我想，南勇他也理解这个意思 。
解说：这场比赛，某俱乐部也如愿拿到了3分。
谢亚龙：我不是所有人的钱都收，觉得关系比较好一些的，觉得这还是把它看成一种“人情”来处理了。
解说：事后的“感谢”，在谢亚龙看来只是维系关系的一种“途径”，并不是所谓超过红线的权钱交易，但是，俱乐部看得似乎更远。
谢亚龙：更多考虑到我的职位，希望有这么一个由头，希望以后更多得到一些帮助，得到一些关照，另外你有这份权力，人家还是想跟你搞好关系，更多的是这个含义在里面，也有可能一般有几万的，也有一些几十万的，一二十万的。
解说：谢亚龙一直把这样的往来，当“人情”处理，即便是在国家队的洋帅面前也是这么办的。2006年，中国足协选择了杜伊科维奇成为国家队和国奥队的主帅。但此后，杜伊与球队之间的磨合却并不顺利。
谢亚龙：当时杜伊和中国足协在工作上还是存在着一些分歧，最主要的分歧就是他还是有不适应中国国情的一些地方，想跟他(经纪人)的接触一下，也希望他做一下杜伊的工作。
解说：这次接触并没有解决杜伊科维奇和球队之间的问题，但是谢亚龙却带走了杜伊科维奇经纪人送的5万块钱。
谢亚龙：送个几万块钱，好像一般不算什么，就觉得当时就没有，后来就没有退。
解说：杜伊科维奇最终还是没能真正融入特色的中国足球环境，而最终被谢亚龙冷冻，失去了对球队的指挥权，临阵换帅使得国奥队在家门口的奥运会上未能小组出线。
谢亚龙：在足球圈里面，还是维护一种“关系”，就是有的时候拉不下这个脸，也有退还的，不是都就是为了这些钱。
记者：给你这些钱的时候，都是以什么名目给的呢？
谢亚龙：基本上都是“感谢”，基本上说的这种情节。
记者：“感谢”什么呢？你给他们具体帮过什么忙，或者为什么？
谢亚龙：实际上都没有直接说给人家具体办了什么事情，好像来具体“感谢”这些事情，都是事后了打着这个名目“感谢”，更多是想拉这种关系，获得这种关系。
记者：就看上你这个职位了。
谢亚龙：我理解更多是，因为我实际上，我没有具体答应过他们，包括亚泰夺冠，也是事后都翻过年来了，也是给了我3万块钱的卡。
记者：广州医药也给过你，30万块钱的费用。
谢亚龙：这些是不是让法律来审判吧。
解说：俱乐部对谢亚龙的所谓感情联络的手法，可谓花样百出。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足球的最高管理者紧紧嵌入自己的关系网中，而谢亚龙也十分看重这份“友情”，彼此之间的利益需求，让他们相互吸引、彼此缠绕。
在处理完“G7”事件之后，南勇逐步走到足协管理层的关键岗位，成为谢亚龙的得力助手。谢亚龙离开足协之后，南勇担任中国足球管理中心的主任，中国足坛进入短暂的“南勇时代”。
南勇：这么多年来，我们也一直在反思，也一直在探索，想把足球搞好，但是就像我过去所说的或者我深深体会到的，足球水平的提高它不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它是一个综合因素。
解说：这个综合因素自然包括他自己，足坛的打假、反赌风暴自2009年开始后，时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的南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坚定地表示要严惩赌球、假球和黑哨。
南勇：希望能够今后建立一个长效的机制，对足球比赛中的这种假球、赌球甚至违法犯罪活动予以监管和严厉的打击。
解说：在此次采访后没多久，南勇却意外地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
南勇：我也想到了，但是我觉得不论是谁应该付出代价。
解说：对于目前的结局，南勇似乎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作为已经在足协工作了十多年的资深官员，足球圈的林林总总他都了然于胸，很多规则之外的事，他也大多经历过。
南勇：这么长时间以来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不是哪一个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很多方面都存在着问题。
解说：其实早在1999年，南勇就曾收受俱乐部的钱款。1999年甲A联赛倒数第三轮，沈阳海狮客场挑战已经成功保级的吉林敖东队，赛前，处在降级边缘的沈阳海狮队通过中间人找到了南勇。
南勇：沈阳的总经理是刚刚上任的，不熟悉，他希望能够见面，我跟延边的俱乐部也不是很熟悉，当时就给分管的州里的领导打个电话，说他们客场到延边想见个面。
解说：大战在即，沈阳海狮和自己的对手要谈些什么呢？对于这种反常的举动，没有谁比身为足协副主席的南勇更为明白，这样的潜规则在足坛一直存在。
南勇：谈谈这场比赛的一些相关问题吧，因为当时他们确实没有跟我明说，我想的话应该可能会涉及这些问题。
解说：这是一场至今看来也颇富戏剧性的比赛，仅在下半场的最后10分钟内，沈阳海狮连进三球，吉林敖东则门户大开，最终沈阳海狮3：0大获全胜。全年比赛结束后，成功保级的沈阳海狮队总经理再次找到南勇。
南勇：给了我钱，给了20万，开始我是拒绝了，后来也是想还给人家的。是要退的，但是后来时间长了，事情也就淡化掉了，而且脑子里面那种紧绷的那根弦也就松驰了下来。
解说：警方调查发现，从1997年到2010年13年间，作为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收受各个俱乐部以各种名目送来的礼品、钱款。
记者：来拜访的时候要送点钱、送点礼，这种事情好像在你们足协是比较普遍的？
南勇：比较多。
记者：他有具体的事情要请托，还是说？
南勇：一般都没有，具体的事情请托。
记者：就是一个联络感情。
解说：所谓“人情”不过是自我安慰托词，当潜规则成为一个行业的生存前提的时候，那么这个行业的没落就不可避免了。
南勇：很多俱乐部为了获取一些利益，想方设法以各种不同的手段和方式来做一些违规甚至违法的一些事情，在这个环境里边稍不注意，可能就会把握不住自己。
解说：最初，南勇对给他送钱的人也十分警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来找他的人也越来越多。
南勇：各种不同的方式，有的时候就给你放到办公室，有时候一块吃饭，给你送两条烟，里面放了钱；或者是过中秋节送月饼，里面有点钱，各种各样的一些手法，稍不注意，你拿的可能就不是一般礼品了，就是这样。
解说：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礼物越来越多，金额也越来越大。南勇：几万到十几万，二十万这样。
解说：一些俱乐部给南勇送礼送钱的时候，总说是来看望他，说没有事求他，他们其实都知道“维系关系”不过是托词而已。但多次接受礼金后，双方的关系就不再简单。
南勇：某俱乐部，他们觉得稍微吃了一点亏，就会打电话发泄不满。在今后处理一些工作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公正的现象。
解说：作为中国足协的领导，南勇曾多次在人前表态要严打赌球假球。可是，在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里，多次收受俱乐部钱款的南勇，早已被一个个利益集团拖入泥沼，再也无力举起惩治的大棒了。
南勇：这和所有的类似于和我这样的人情况基本上是类同的，都是从一些小事上开始。
解说：从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到俱乐部的球员都没逃脱这种法外的规则，各级官员很自然地融入这种混沌和法外的规则之中。杨一民、李冬生、蔚少辉、张建强和范广鸣的堕落，也就不在人们的意料之外了。
解说：1993年，在北京体育大学任教的杨一民被借调到中国足协，从此踏入足球圈。杨一民现在最后悔的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杨一民(犯罪嫌疑人)：走到这一步，我确实恨透了，我是经常，我夜里边经常醒来，有时候眼里边泪水控制不住往外流，确实难受极了。
解说：在足坛内部都知道杨一民喜欢做学术研究。刚到足协时，其实有很多事情杨一民都不适应。
杨一民：最早俱乐部送三百、五百，都给人退回去。当时我这个也被传出去了，就说杨一民好像是不太愿意收人钱，我也不太喜欢跟这些人打交道，那时候比较喜欢写一点东西，搞一点业务研究、培训、搞点教材，比较喜欢这一类东西。
解说：自称不爱收礼的杨一民，外在的清高还是没有变成拒腐的决心。最终，杨一民也同样被所谓的“人情”击垮，并很快适应了自己的新环境。
杨一民：他们有时候送香烟，有些土特产这些东西，慢慢地话就是这方面对自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结果就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
解说：前几年，中国足协规定球员要通过体能测试才能参加联赛，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曾经主抓这项工作，而他的同学，青岛颐中俱乐部的黄国昌就曾经为此给他送礼。
杨一民：他跟我说过，说他的队员能力也不错，但是害怕怕万一有闪失，能不能帮着关照一下。我当时记得好像，我给那个体测的一个广州体院的老师打过电话，也就是能关照尽量关照。
解说：仅这一次关照，就使杨一民收获了五万元钱款。同样是在他主管的体能测试，好友潘强也来请求关照。
杨一民：好像是在联赛开始以后，我去那边当比赛监督吧，有一次晚上来看我，临走的时候给了一万美金，然后跑了。
解说：潘强当时是江苏佳佳俱乐部的工作人员，江苏佳佳后来更名为江苏舜天(微博)。2001年，曾因参与打假球，与成都五牛、浙江绿城、长春亚泰(微博)、四川绵阳等俱乐部一起被球迷戏称为“甲B五鼠”。
杨一民：大家在一起相处也不错，再一个就是我想他也希望足协能够有我这样的朋友，对他的工作有各方面的关照。
解说：以权力为手段的关照得到的回报就是金钱，而在中国国家足球队，领队蔚少辉获得的回报比这还要翻上一倍，向他献上钱款的是一位前国家足球队的国脚。
蔚少辉：训练特刻苦，但他一分钟都没有打过比赛，将近八个月，打了十场热身赛，正式的比赛他一分钟没打过。
解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名队员趁着一次吃饭的机会找到了蔚少辉。
此后，这名队员很自然地获得了上场机会。
蔚少辉：这时候他就临走时给我一张卡，卡里有十万块钱，那时候在延边发现有十万块钱，我也第二天给他本人打了电话，他说你先花着，没关系。
解说：在国家队，很多人不管蔚少辉叫领队，而是管他叫“四叔”。
蔚少辉：他从来没提过任何要求，我也不明白。
记者：他已经进入国家队了。
蔚少辉：对。
记者：他为什么要送你十万块钱，又给了你二十万日元呢？
蔚少辉：可能搞足球的运动员，说句心里话，我不是隐瞒我的观点，比较讲义气，东北人比较讲义气。
解说：这个颇具江湖气的称谓也暗示了蔚少辉的地位。在中国足协工作的二十八年中，蔚少辉多次收受球员送的钱款、名表及名牌奢侈品。
蔚少辉：我记得好像2008年4月份打了电话，说四叔你下来一趟。包里拿了一个纸包，从后备箱里，其中有两盒麻花，上面两盒麻花，底下一块手表，但这表现在我都不知道是真表还是假表，欧米茄运动表，运动表。
解说：一些网友曾经通过图片计算了蔚少辉三款名表的价值，大约在二十万元左右。
蔚少辉：没有，我的三块表，全是在国外买的，说二十万，我说难听话 ，十二万块钱，谁拿走谁拿走，一个欧米茄表，一个劳力士表，还有一个运动表。
解说：蔚少辉在足协工作了二十八年，其中十七年在国家队。可以说上上下下的人他都熟悉，很多人也会给足他面子，自然包括退役和现役的国家队队员。
蔚少辉：正好我在国家队到济南去集训，他来看我，说领队，不请教练组和杜伊吃饭了，这点钱你拿去花，因为我刚当半年领队。
记者：他给你钱，他主要目的是什么？
蔚少辉：没目的，就朋友好，关系好，他爸爸也跟我关系非常好。
记者：如果你不是国家队领队的话，他会送你这个钱吗？
解说：蔚少辉的地位让各级国家队的教练们也不敢忽视、经常打点，而且很多事也都在不言当中。
蔚少辉：我从1997年开始给历届国家队打前站、到餐厅给做饭、买菜，为什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为什么有几个教练春节前给我钱？那是我小时候叫叔叔辈的。
解说：球员告诉调查组，他们给蔚少辉送钱送礼是希望能得到他的关照，在国家队更好地发展。
蔚少辉：我没有等价交换，我没有去索贿。
解说：在足球的圈里，这种逃不过的“人情”可谓无孔不入，不光是足协官员，包括场上的法官、教练和球员。2001年3月到2003年3月，李冬生是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2003年到2005年，他在技术部担任负责人，这都是很好的“财路”。
李冬生(犯罪嫌疑人)：我主管裁判工作。
记者：国际级裁判几年评一次？
李冬生：每年都申报。
记者：申报的话都要经过你们技术部？
李冬生：对。
解说：逢年过节，“要求进步”的裁判们都会来看望李冬生。
李冬生：都是国际裁判，一般都是一万块钱，个别的有五千的，一万的。
解说：类似的情况，当然不仅限于逢年过节。青岛中能(微博)俱乐部也曾给李冬生送过十五万元，目的是请他在比赛中安插黑哨。
李冬生：他的目的就是说他们成绩不好，希望能够在派裁判上能够派“水平比较高”的裁判。
解说：什么样的裁判才是“水平比较高”的呢？这就是2009年中超联赛，青岛中能对广州医药队的比赛，裁委会派出的裁判是黄俊杰。
李冬生：青岛中能就是先后吧，就是一共是十五万。
解说：作为与上层领导关系最密切的裁判之一，2009年前后，黄俊杰参与的多场比赛，饱受争议。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段时间恰恰也是他获得各种荣誉最多的时期。
黄俊杰：对不起球迷，对不起父母，我惟一对得起就是中国足协这帮官员，我对得起他们。
解说：如今，最听领导话的“名哨”正在看守所中悔恨不已。
李冬生：他说的是实话，他说的是他的心里话。
解说：处于权力核心的官员，权力很自然带来利益。而在核心权力边缘的官员就多了份辛苦。曾在足协工作十八年的范广鸣，勾结“圈内人”，参与操纵比赛，避开俱乐部，直接收买球员做球，赚来的钱也很实惠。
范广鸣(犯罪嫌疑人)：比赛结束之后，按照我们谈的，这个钱归冷波，冷波要给运动员或者给中间人要送去一部分，后来他拿走了一百万，剩下来的钱我们俩五五分了。
解说：时间是2006年9月9日，“中甲”联赛第十九轮，广州医药队主场迎战浙江绿城队，从这一假球案不难看出，在各个环节上参与操纵比赛的角色都有利益诉求，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利益链条，并且要价层层加码，分钱层层剥皮。
范广鸣：既然那边求到我了，求到我以后，我找个人帮忙，他们之间做，我只不过中间搭了一个桥。
解说：范广鸣的理由与谢亚龙、南勇等的说法如出一辙，“帮个忙”，这个“忙”，帮出了二十五万。
记者：是不是就为了那个钱呢？
范广鸣：绝对不是，只是出于“帮忙”，因为我这工作时间比较长，我认为比较多了，这样事情，所以没把它看的非常严重，又不是我亲口要求你俱乐部打假球。
解说：无独有偶，中国足协原裁判委员会主任张建强的一个电话，也让陆俊这支曾经的金哨自愿成为中国足坛最黑的“黑哨”。
张建强(犯罪嫌疑人)：最后一看是七十万，最后陆俊我们两个，一人(三十五万)，把这七十万给分了。
解说：七十万，不但改变了2003年上海申花(微博)(微博)和上海国际那场比赛的最终比分，同样也改变两个人的命运。
记者：比赛前打点裁判，打招呼也好，各种方式表示也好，是一种潜规则？
张建强：是。当时曾经有一句话，实际就是花钱买公平，实际是买心理的一种平衡，当然，最终还是希望获得利益。
解说：畸形的权力与畸形市场的野合，诞生了一个畸形的中国足球。
张建强：任何一个俱乐部，它为什么要搞足球，为什么要投入？都是为了目的，前提大家没有道德，没有规范，没有制度，没有制约，没有监督。
解说：有了足球圈内部的潜规则，才有了类似“甲B五鼠”这样的球队，才有了陆俊、黄俊杰和周伟新这样黑哨，才有了打假球的渝沈之战，吊射门这样难以启齿的比赛，才有了中国足球毫无进步的现状。
2005年，谢亚龙从国家体育总局电子信息管理中心主任的位置就任到中国足协，担任副主席，他也曾信誓旦旦要改变中国足球的落后面貌。
谢亚龙：组织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解说：然而，当谢亚龙即将离任时，足球圈的面貌似乎比他来之前更乱，球迷和媒体也曾用“髂腰肌”来讽刺这位不懂业务的足球官员。
谢亚龙：可能你要问，我刚刚想起来了，就要这个，“髂”，“髂腰肌”这个事情，那个字念“髂”，髂腰肌是记者自己不懂，把它听成个“叉腰肌”，以后就变成了谢亚龙不懂业务的一个证据，我怎么能不懂这个呢？对不对？
解说：谈起多年前的事，谢亚龙至今仍满腹委屈，因为是从国家体育总局空降到中国足协担任领导，谢亚龙一直被讥讽为外行。但是，当他被刑事拘留后，他在2008年写过的一封辞职报告被披露，球迷戏称为谢亚龙的“万言书”。
谢亚龙：当时足球输了，从我来讲的话，就只有一条路，就是引咎辞职，以谢国人。
解说：在这份辞职报告里，谢亚龙把中国足球萎靡不振的原因归结为：“体制原因”、“人的问题”和“大环境问题”，在整个大环境中最大的危害就是假球、赌球和黑哨。
谢亚龙：假、赌、黑，实际上说的是一个事情，实际上是赌球，赌球造成了黑哨，再造成了假球。教练员、运动员、工作人员、官员都拖进去了，在大环境下，人变化了，包括我自己本人也变化了。
解说：他们的所谓变化毁掉的则是中国足球，谢亚龙任足协副主席的三年半时间里，他留下的是低水平的联赛和混乱不堪的足球环境。
谢亚龙：我既然在足球这个环境里，我是做好了任何时候承担任何责任的这种思想准备。
解说：在对中国足球现状一筹莫展的时候，谢亚龙与一些俱乐部之间的关系却越走越近。
谢亚龙：慢慢地变得麻木，慢慢把这种犯罪行为看成是一种人情交往。
解说：原谅自己的理由总是很光鲜，其实对于行贿者的动机，谢亚龙其实也看得很透彻。
谢亚龙：如果不拿这个钱，就驳了人家面子，就拒绝了跟人家建立一种交往的关系，到了犯罪自己都还不是很清楚。
解说：对中国球迷来说，2001年发生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的一切都是最为美好的回忆，因为在那一年，中国男子国家足球队第一次，也是到目前为止惟一一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圈。
当时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就是不到四十岁的南勇，然而十年后，还是在中国足球的福地——沈阳，南勇已经没有心情再谈当年的辉煌。
记者：韩日世界杯的时候，当时你是代表团团长？
南勇：都是过去的事情。
解说：在足球圈子里，南勇的能力曾经被人们所称道，然而十多年的足协经历，让他无法再找到曾经的理想。
记者：你觉得，它的根源在哪儿？
南勇：内因还是主要的。
记者：你们足协的领导班子，几任主席本身，在纵容这种假赌黑的现象，甚至还操纵了这种比赛，打招呼、官哨、黑哨，和这个有关系吗？
南勇：都有关系。
解说：从曾经的足协副主席到今天的阶下之囚，南勇、谢亚龙和杨一民一起上演了他们人生的大逆转，他们都曾经有过勤奋工作、前途无量的经历，最后又都在足协副主席的岗位上栽了跟头。
谢亚龙：我想应该任何事情，都不要怪外界的东西，首先要考虑内因。
南勇：最终还是个人的问题，还是自己没有很好地把握在这种市场环境下，这种金钱面前没有把握好。
杨一民：像我们是自己本身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不能把假、赌、黑这种现象打下去。我觉得作为足协领导的话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解说：这是中国足坛最大的一起腐败案，单独探求一个或者几个足协副主席的沉沦与堕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更应该深究的却是什么样的体制和机制让腐败在中国足坛不断的繁衍和变异。为了中国足球的未来，我们又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和体制，让中国足球有一个清晰而美好的未来？
文字编辑：易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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