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视点：扶贫新时代_新闻台

白岩松：今年以来，有两个数字的变化似乎可以让人高兴一下，一是个税起征点的调整，由之前人们猜测的3000块，最后突然变成了3500，让人们有意外之喜，工薪阶层为此受益。二是本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农民的扶贫标准一下子在2009年的基础上上涨了92%，达到了2300块钱。而之前，很多人只是以为调到1500、1600就不错了。如此大的上浮，一下子我们的贫困人口就由2000多万又变成了1亿多人，任务又变得艰巨起来。但是扶贫只是一个金钱的概念吗？如何在扶贫工作中添加更多的内容，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尊严和幸福，可能是未来扶贫工作中更大的挑战。今天的《新闻周刊》本周视点就来关注这一个新的起跑线。

重庆市沙坪坝的余惠敏幼儿园是一所针对外来人口的民办幼儿园，他们的校车是一辆9座的长安面包车，一次能运7个孩子，司机每天要在周边的磁器口，歌乐山等地来回跑十几次。最近不段从新闻中看到各种新型校车，作为幼儿园园长的燕纯云也很想给幼儿园换一辆，不过作为一所民办幼儿园他们也无力改变。

余惠敏宏漆幼儿园园长燕纯云：我们也想买好点的校车，大一点的校车没有那么多钱资金太恼火了买个校车大概最少也要三四十万，买三四十万我们也养不活一年收费才多少才几十万买个校车，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由于目前我国的校车规定并非一个强制性的标准，同时购置使用校车的费用大多是由学校负担，这也导致校车的规格和质量难以保证。十一月二十七日本周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五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上表示，国务院已经责成有关部门迅速制订《校车安全条例》，抓紧完善校车标准，校车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多方筹集。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我们最需要校车的实际上就是两个人群，一个就是进城务工的流动儿童，流动儿童因为他父母在城市里的收入比较低，他可能很难支付起比较高的交通费用，另外一个人数更多的人群就是农村留守儿童，偏远地方，还有乡村的儿童。既没有父母的照应，然后又离学校很远。

在储朝晖看来，校车计划应该突出重点，锁定最需要的人群，也就是贫困的农村地区和打工子弟，因为这关系到他们受教育的权利问题。本周，发生校车事故的甘肃正宁县榆林子镇小博士幼儿园已经复课两周了，不过它已经更名为榆林子镇幼儿园，成了一所公立幼儿园。由于正宁县所有的校车仍处于停运的状态，现在幼儿园都是家长自行接送。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原来是700多个幼儿，现在停运校车以后，实际上只有300多孩子可以进到这个幼儿园，而这些路远的都进不了这样从某一种角度来说，又是以另外一种方式造成的入学机会不均等。

虽然在事故发生后，当地一家企业就承诺捐助一辆45座的正规校车给幼儿园，但是当地教育部门对这辆校车今后的运行并不乐观，因为这辆校车的运行成对正宁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来说有些难以承受。收费贵了学生坐不起，便宜了政府又负担不了。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西部地区，很多的县财政很大一部分，有的是60%，有的70%，现在都已经用在教育上面了，你再叫他分担一块，是很困难的事。在这个时候，既然我们前面讲了要突出重点，那么就是中央采取扶贫的办法，为偏远地方、偏远的地区提供校车，这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式。

宽甸属于辽宁的贫困山区，路窄道滑，尤其不少山村，根本不通客运线路。接送孩子上学是家长最头疼的事。虽然宽甸属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并不宽裕，但是在三年前就有政府出资购买了十二辆标准校车。为五千多名农家子弟上学提供服务。

宽甸满族自治县教育局局长陈祥杰：校车的管理模式是政府出资公司运营，部门管理，政策倾斜补贴。

在宽甸，校车的运行是一个牵涉到多个部门的系统工程，校车委托给客运公司运营，教育、交通等部门进行监管，财政每年专项补贴近200万元，保证了校车的低票价运营。

宽甸满族自治县教育局局长陈祥杰：每月不超过20元，家近一点的10块钱大大减轻了家长的压力。

据校车司机介绍，他们的校车路线从二十多公里到五十多公里。显然，每月十元到二十元的校车费用，如果没有政府的财政补贴是不可能运行的。这对有孩子上学的贫困山区家庭来说能够减轻不小的压力。收入虽没有增加，却减少了支出。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通过校车这样一种方式，政府有更多的投入，就减少贫困家庭的支出，也就能保障他能够更加正常的生活。让政府多承担一些责任这对贫困地区的发展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白岩松：接二连三的校车事故也终于触动了整个国家的神经，本周人们自然会关注国家制定校车安全条例的新闻。或许校车的发展迎来了一个高峰期，但是谁又该成为最早的受益者呢？其实同样是一个问题，这一点也可以放进扶贫工作当中一起来考虑。相比起城市和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农村孩子，上学的路更艰难，出问题的概率也更高。目前很多这样的地方，由于甘肃校车事故，校车都给停了，孩子们重新回到了要走长的路上学的状态当中。或者他们不知道“扶贫”这两个字，但是上学的路不再那么长，却是他们实实在在期待的事。其实在农村，人们期待的可不仅仅是校车。

这一周，这张为母亲擦拭眼泪的照片牵动人心。周一，安徽省卫生厅发布了涡阳县丹城镇丙肝聚集性疫情，当时56人丙肝病毒抗体呈阳性，两天后这个数字上升为76人。家长陈玉萍：他的转氨酶太高了，达到800多，正常人的是0到40，他一下子高到800多。

陈玉萍是丹城镇老天村人，她的儿子今年只有三岁，是此次疫情中第一个被查出患丙肝的儿童，确诊日期为11月16日。随后，本村和邻村的家长们都带着孩子来医院筛查。记者：这是化验结果是吧家长：是，今天刚出来的记者：我看到这个丙肝抗体阳性家长：如果是阴性的话就不是，现在是阳性，已经是了。

记者：确诊了。家长：对记者：有没有转氨酶的报告家长：转氨酶这两项谷丙转氨酶360，正常人是5到40，谷草转氨酶212，正常人是8到40。都好高的解说：担心变成了现实，此次疫情感染者多为10岁以下的儿童。虽然目前没有重症病例，但是对于这些处在豫皖交界的农村家庭来说，治疗费用已经吃不消了。

家长沈燕：他的病毒比较高，必须要打病毒干扰素，一针下来要一千多，要打48针，五六万，我们那里是农村，基本上是支出不了的。

据安徽省卫生厅的初步调查，“丙肝阳性者均在邻省某个体诊所接受过静脉推注治疗，疫情可能是因不安全注射引起”。11月30日，卫生部专家组一行四人来到了这个村诊所。

村医吴文义解说：乡村医生吴文义，行医四十年，因为善治儿童腹泻和感冒，被方圆几十里的村民奉为神医，每天接诊超过百人。吴文义否认了不换针头的说法。河南省卫生厅也表态说，“在调查的151名患者中，无人指认吴文义反复使用注射针头。过早把矛头指向某一家机构，这样的预设有缺陷”。

这轮丙肝疫情罪魁祸首究竟是谁，暂无定论。但是这场牵连百人的跨省公共卫生事件，也在提醒我们乡村医疗环境的匮乏与混乱。就拿吴文义这个简陋的诊所来说，父子俩面对的是全村1600多位村民的基本医疗服务，还有为“一针灵”慕名而来的邻村邻省患者。

红十字会项目管理部副部长周魁庆：咱们国家的农村人口非常庞大，对于基础的农村人口医疗卫生的保障，就决定了咱们国家整个医疗保障的水平。最重要一点就在服务于最基层的医务人员，也就是咱们说的乡村医生。我们了解到，实际上在很多偏远的地区，这种建国初期的一把草药、一根银针为咱们的农民朋友服务的这种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这一周，乡村医生培训福建班开班，这也是红十字基金会今年第十六期乡村医生培训班。这个始于2006年的专题培训，累计有3600多名乡村医生受益。但这个数字相比超过百万的乡村医生群体，尚不及零头。

红十字会项目管理部副部长周魁庆：有相当一部分的乡村医生，一个人要服务几个村，要服务到500到1000这样的人口。我们曾经去过贵州一个卫生站，到那边采访过乡村医生，他说他最远的服务村子里面，他要出一趟诊就得小半天，就是他要赶到那个地方去，早晨走到中午了他才能到地方，处理完了之后，他要回来的时候天都擦黑了。这是他服务的半径。

根据卫生部乡村医生培训中心提供的资料，全国59.9万个行政村，平均每个村医生数为1.75人，这其中取得执业资格的不足两成只有17.9%。缺口大、水平低、待遇差、后继乏人，所有这些现状令人担忧，医疗服务也成为农村公共服务最薄弱的一环。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城乡的差距一年比一年加大，农村的问题一年比一年看着严峻。先要解决的是农村的孩子教育方面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接着特别要注意解决全体孩子的医疗的公平问题。所以现在农村最重要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我认为是人才的问题。

白岩松：有人说，这次扶贫标准的提高，一下子贫困人群就由2000多万变成了1亿多人，面子上不好看了。但是务实才是更有面子的事，敢于面对自己的不足和短板，才是更自信、更有面子的事。更何况我们的很多不足就放在哪儿，你躲也躲不开。比如看病这件事，在农村就要比城市里更显得“看病难、看病贵”。这次丙肝事件当中，很多感染者都是留守在农村的孩子，或许在平时，父母不在身边，这些留守儿童一旦有个头疼脑热，轻点的只能忍，重了就被爷爷、奶奶带去打个“一针灵”，其实这一针并不太灵。显然，在未来的扶贫道路上，除去吃饭、穿衣，挑战还有很多。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基金会在青海乐都，还有云南寻甸在开展儿童早期发展的事业，在孕妇阶段给营养片的补助，在6-24个月的婴儿发给营养包，教给母亲必要的养育知识。小孩的低身高的比率，就是生长发育迟缓的比率大幅度下降，不仅好于贫困的农村地区，而且好于一般的农村地区，甚至可以跟城里相比。

一个营养包里有豆粉、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成本仅7毛钱，而在青海乐都县，很多孩子却因它获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试行的“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计划”，每个孩子每年只需400元，几年来，他们的生长迟缓率明显下降，远远好于相邻地区水平。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如果说我们以一个孩子，就在贫困地区农村，营养部分原来的花费是400块钱，如果我们把这个标准提高一点，覆盖面再广一点，假定一个孩子在贫困山区，在这些贫困家庭花到1000块钱，那就足以改善、改变他的命运。

就在新《扶贫纲要》颁布的前一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了《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项目中期评估报告》，呼吁应重视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减弱“贫困的代际传递”。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假如有1000万人，每年你拿出1000块钱来解决他的营养和早期教育，也就是说100亿这个投资，将来社会的回报将会是1000亿到1800亿/每年让他健康，让他聪明，让他将来长大成人以后，能够适应全球化和高技术的发展这样一个社会，这才是最根本的扶贫。

在周二举行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新扶贫标准提高到2300元/年。2010年全国农村扶贫标准为1274元，以此衡量的农村贫困人口为2688万人，而现在的新标准下，扶贫对象规模将会是1.28亿人，这其中也包括那些指望着7毛钱营养包的山区孩子。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这一次通过这样标准的修正，靠近国际标准以后，看到我们国家原来还有一亿两千八百万的贫困人口，这个占我们整个国家的人口差不多是占到快10%。表面上是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但是这个中等收入的国家用平均数，把高收入者拉低的方式来平均，这本身它掩盖了我们还有这么巨大的贫困人口的问题。

在2300元/年的新标准中，包含农民的自身收入和领取补贴款、救助金等收入，医疗保险、义务教育这样的公共服务收益并不计入其中。这也就意味着，每对农村进行多一分的公共资源投入，就可以对低收入群体进行“变相”补助，对消除贫困有着“加分”的效果。以国务院正在推行的“农村学生营养午餐计划”为例，每人每天3元钱的标准，一个月就相当于为每个贫困农村家庭补贴了60元。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政府政策有两类，一类是普惠性的，一类是瞄准性的，普惠性的就包括免除农业税，义务教育免费，也包括这次对农村学生要实行免费供餐和合作医疗。这些政策措施是对于全体农村的居民都受益，但是谁受益最大呢？越穷的人受益越大，200多块钱的学费对于沿海收入高的地方不是事儿，但是对于穷困的，他人均收入只有几百、一千的，200块钱就是他20%的收入，甚至是50%的现金收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对于农村这样的农民群体要解决他们的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问题。校车和免费午餐就成为目前应该急需的、尽快的拿出方案、拿出制度和政策来解决的问题。

把公共资源投到最迫切需要的地方去，从校车工程到营养午餐，似乎都在传递着这样的讯息。29日公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写道，未来10年，稳步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新纲要把未来十年的扶贫目标，从“解决温饱”转向了“缩小差距”。1.28亿贫困人口的未来如何保障，钱能不能花到点上，除了钱之外还需要什么，这些问题都亟待回答。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机制，要能够他自我造血。在政府的支持下，政府的政策，也包括资源的倾斜下，然后做出农村综合性的社区的推广和发展来。能够不但在物质上脱贫，而且在精神上、在社会权利上能够脱贫。

白岩松:扶贫标准的提高，一下子把贫困人口的数增加了很多，这也就意味着将来扶贫的工作难度加大了，要投入的财力、人力必然要更多。到2020年，“让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看似只有一行19个字，但实现起来真的不容易。不过人们常说，“水涨船高”，国家富了，腰包里鼓了，原本就该让更多的国民来分享才是。这其中，让日子过得还不那么容易的贫困人群更多的分享，当然是必须的。

（编辑：朱心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