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今年以来，有两个数字的变化似乎可以让人高兴一下，一是个税起征点的调整，由之前人们猜测的3000块，最后突然变成了3500，让人们有意外之喜，工薪阶层为此受益。二是本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农民的扶贫标准一下子在2009年的基础上上涨了92%，达到了2300块钱。而之前，很多人只是以为调到1500、1600就不错了。如此大的上浮，一下子我们的贫困人口就由2000多万又变成了1亿多人，任务又变得艰巨起来。但是扶贫只是一个金钱的概念吗？如何在扶贫工作中添加更多的内容，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尊严和幸福，可能是未来扶贫工作中更大的挑战。今天的《新闻周刊》本周视点就来关注这一个新的起跑线。

    重庆市沙坪坝的余惠敏幼儿园是一所针对外来人口的民办幼儿园，他们的校车是一辆9座的长安面包车，一次能运7个孩子，司机每天要在周边的磁器口，歌乐山等地来回跑十几次。最近不段从新闻中看到各种新型校车，作为幼儿园园长的燕纯云也很想给幼儿园换一辆，不过作为一所民办幼儿园他们也无力改变。

    余惠敏宏漆幼儿园园长 燕纯云：我们也想买好点的校车，大一点的校车 没有那么多钱 资金太恼火了 买个校车大概最少也要三四十万，买三四十万我们也养不活 一年收费才多少 才几十万 买个校车，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由于目前我国的校车规定并非一个强制性的标准，同时购置使用校车的费用大多是由学校负担，这也导致校车的规格和质量难以保证。十一月二十七日本周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五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上表示，国务院已经责成有关部门迅速制订《校车安全条例》，抓紧完善校车标准，校车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多方筹集。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我们最需要校车的实际上就是两个人群，一个就是进城务工的流动儿童，流动儿童因为他父母在城市里的收入比较低，他可能很难支付起比较高的交通费用，另外一个人数更多的人群就是农村留守儿童，偏远地方，还有乡村的儿童。既没有父母的照应，然后又离学校很远。

    在储朝晖看来，校车计划应该突出重点，锁定最需要的人群，也就是贫困的农村地区和打工子弟，因为这关系到他们受教育的权利问题。本周，发生校车事故的甘肃正宁县榆林子镇小博士幼儿园已经复课两周了，不过它已经更名为榆林子镇幼儿园，成了一所公立幼儿园。由于正宁县所有的校车仍处于停运的状态，现在幼儿园都是家长自行接送。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原来是700多个幼儿，现在停运校车以后，实际上只有300多孩子可以进到这个幼儿园，而这些路远的都进不了  这样从某一种角度来说，又是以另外一种方式造成的入学机会不均等。

    虽然在事故发生后，当地一家企业就承诺捐助一辆45座的正规校车给幼儿园，但是当地教育部门对这辆校车今后的运行并不乐观，因为这辆校车的运行成对正宁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来说有些难以承受。收费贵了学生坐不起，便宜了政府又负担不了。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西部地区，很多的县财政很大一部分，有的是60%，有的70%，现在都已经用在教育上面了，你再叫他分担一块，是很困难的事。在这个时候，既然我们前面讲了要突出重点，那么就是中央采取扶贫的办法，为偏远地方、偏远的地区提供校车，这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式。

    宽甸属于辽宁的贫困山区，路窄道滑，尤其不少山村，根本不通客运线路。接送孩子上学是家长最头疼的事。虽然宽甸属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并不宽裕，但是在三年前就有政府出资购买了十二辆标准校车。为五千多名农家子弟上学提供服务。

    宽甸满族自治县教育局局长 陈祥杰：校车的管理模式是政府出资 公司运营，部门管理，政策倾斜补贴。

    在宽甸，校车的运行是一个牵涉到多个部门的系统工程，校车委托给客运公司运营，教育、交通等部门进行监管，财政每年专项补贴近200万元，保证了校车的低票价运营。

    宽甸满族自治县教育局局长 陈祥杰：每月不超过20元，家近一点的10块钱 大大减轻了家长的压力 。

    据校车司机介绍，他们的校车路线从二十多公里到五十多公里。显然，每月十元到二十元的校车费用，如果没有政府的财政补贴是不可能运行的。这对有孩子上学的贫困山区家庭来说能够减轻不小的压力。收入虽没有增加，却减少了支出。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通过校车这样一种方式，政府有更多的投入，就减少贫困家庭的支出，也 就能保障他能够更加正常的生活。让政府多承担一些责任 这对贫困地区的发展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白岩松：接二连三的校车事故也终于触动了整个国家的神经，本周人们自然会关注国家制定校车安全条例的新闻。或许校车的发展迎来了一个高峰期，但是谁又该成为最早的受益者呢？其实同样是一个问题，这一点也可以放进扶贫工作当中一起来考虑。相比起城市和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农村孩子，上学的路更艰难，出问题的概率也更高。目前很多这样的地方，由于甘肃校车事故，校车都给停了，孩子们重新回到了要走长的路上学的状态当中。或者他们不知道“扶贫”这两个字，但是上学的路不再那么长，却是他们实实在在期待的事。其实在农村，人们期待的可不仅仅是校车。

    这一周，这张为母亲擦拭眼泪的照片牵动人心。周一，安徽省卫生厅发布了涡阳县丹城镇丙肝聚集性疫情，当时56人丙肝病毒抗体呈阳性，两天后这个数字上升为76人。家长陈玉萍：他的转氨酶太高了，达到800多，正常人的是0到40，他一下子高到800多。

    陈玉萍是丹城镇老天村人，她的儿子今年只有三岁，是此次疫情中第一个被查出患丙肝的儿童，确诊日期为11月16日。随后，本村和邻村的家长们都带着孩子来医院筛查。记者：这是化验结果是吧家长：是，今天刚出来的记者：我看到这个 丙肝抗体阳性家长：如果是阴性的话就不是，现在是阳性，已经是了。

    记者：确诊了。家长：对记者：有没有转氨酶的报告家长：转氨酶这两项谷丙转氨酶360，正常人是5到40，谷草转氨酶212，正常人是8到40。都好高的解说：担心变成了现实，此次疫情感染者多为10岁以下的儿童。虽然目前没有重症病例，但是对于这些处在豫皖交界的农村家庭来说，治疗费用已经吃不消了。

    家长沈燕：他的病毒比较高，必须要打病毒干扰素，一针下来要一千多，要打48针，五六万，我们那里是农村，基本上是支出不了的。

    据安徽省卫生厅的初步调查，“丙肝阳性者均在邻省某个体诊所接受过静脉推注治疗，疫情可能是因不安全注射引起”。11月30日，卫生部专家组一行四人来到了这个村诊所。

    村医吴文义解说：乡村医生吴文义，行医四十年，因为善治儿童腹泻和感冒，被方圆几十里的村民奉为神医，每天接诊超过百人。吴文义否认了不换针头的说法。河南省卫生厅也表态说，“在调查的151名患者中，无人指认吴文义反复使用注射针头。过早把矛头指向某一家机构，这样的预设有缺陷”。

    这轮丙肝疫情罪魁祸首究竟是谁，暂无定论。但是这场牵连百人的跨省公共卫生事件，也在提醒我们乡村医疗环境的匮乏与混乱。就拿吴文义这个简陋的诊所来说，父子俩面对的是全村1600多位村民的基本医疗服务，还有为“一针灵”慕名而来的邻村邻省患者。

    红十字会项目管理部副部长周魁庆：咱们国家的农村人口非常庞大，对于基础的农村人口医疗卫生的保障，就决定了咱们国家整个医疗保障的水平。最重要一点就在服务于最基层的医务人员，也就是咱们说的乡村医生。我们了解到，实际上在很多偏远的地区，这种建国初期的一把草药、一根银针为咱们的农民朋友服务的这种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这一周，乡村医生培训福建班开班，这也是红十字基金会今年第十六期乡村医生培训班。这个始于2006年的专题培训，累计有3600多名乡村医生受益。但这个数字相比超过百万的乡村医生群体，尚不及零头。

    红十字会项目管理部副部长 周魁庆：有相当一部分的乡村医生，一个人要服务几个村，要服务到500到1000这样的人口。我们曾经去过贵州一个卫生站，到那边采访过乡村医生，他说他最远的服务村子里面，他要出一趟诊就得小半天，就是他要赶到那个地方去，早晨走到中午了他才能到地方，处理完了之后，他要回来的时候天都擦黑了。这是他服务的半径。

    根据卫生部乡村医生培训中心提供的资料，全国59.9万个行政村，平均每个村医生数为1.75人，这其中取得执业资格的不足两成只有17.9%。缺口大、水平低、待遇差、后继乏人，所有这些现状令人担忧，医疗服务也成为农村公共服务最薄弱的一环。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城乡的差距一年比一年加大，农村的问题一年比一年看着严峻。先要解决的是农村的孩子教育方面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接着特别要注意解决全体孩子的医疗的公平问题。所以现在农村最重要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我认为是人才的问题。

    白岩松：有人说，这次扶贫标准的提高，一下子贫困人群就由2000多万变成了1亿多人，面子上不好看了。但是务实才是更有面子的事，敢于面对自己的不足和短板，才是更自信、更有面子的事。更何况我们的很多不足就放在哪儿，你躲也躲不开。比如看病这件事，在农村就要比城市里更显得“看病难、看病贵”。这次丙肝事件当中，很多感染者都是留守在农村的孩子，或许在平时，父母不在身边，这些留守儿童一旦有个头疼脑热，轻点的只能忍，重了就被爷爷、奶奶带去打个“一针灵”，其实这一针并不太灵。显然，在未来的扶贫道路上，除去吃饭、穿衣，挑战还有很多。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基金会在青海乐都，还有云南寻甸在开展儿童早期发展的事业，在孕妇阶段给营养片的补助，在6-24个月的婴儿发给营养包，教给母亲必要的养育知识。小孩的低身高的比率，就是生长发育迟缓的比率大幅度下降，不仅好于贫困的农村地区，而且好于一般的农村地区，甚至可以跟城里相比。

    一个营养包里有豆粉、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成本仅7毛钱，而在青海乐都县，很多孩子却因它获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试行的“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计划”，每个孩子每年只需400元，几年来，他们的生长迟缓率明显下降，远远好于相邻地区水平。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如果说我们以一个孩子，就在贫困地区农村，营养部分原来的花费是400块钱，如果我们把这个标准提高一点，覆盖面再广一点，假定一个孩子在贫困山区，在这些贫困家庭花到1000块钱，那就足以改善、改变他的命运。

    就在新《扶贫纲要》颁布的前一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了《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项目中期评估报告》，呼吁应重视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减弱“贫困的代际传递”。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假如有1000万人，每年你拿出1000块钱来解决他的营养和早期教育，也就是说100亿这个投资，将来社会的回报将会是1000亿到1800亿/每年让他健康，让他聪明，让他将来长大成人以后，能够适应全球化和高技术的发展这样一个社会，这才是最根本的扶贫。

    在周二举行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新扶贫标准提高到2300元/年。2010年全国农村扶贫标准为1274元，以此衡量的农村贫困人口为2688万人，而现在的新标准下，扶贫对象规模将会是1.28亿人，这其中也包括那些指望着7毛钱营养包的山区孩子。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这一次通过这样标准的修正，靠近国际标准以后，看到我们国家原来还有一亿两千八百万的贫困人口，这个占我们整个国家的人口差不多是占到快10%。表面上是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但是这个中等收入的国家用平均数，把高收入者拉低的方式来平均，这本身它掩盖了我们还有这么巨大的贫困人口的问题。

    在2300元/年的新标准中，包含农民的自身收入和领取补贴款、救助金等收入，医疗保险、义务教育这样的公共服务收益并不计入其中。这也就意味着，每对农村进行多一分的公共资源投入，就可以对低收入群体进行“变相”补助，对消除贫困有着“加分”的效果。以国务院正在推行的“农村学生营养午餐计划”为例，每人每天3元钱的标准，一个月就相当于为每个贫困农村家庭补贴了60元。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政府政策有两类，一类是普惠性的，一类是瞄准性的，普惠性的就包括免除农业税，义务教育免费，也包括这次对农村学生要实行免费供餐和合作医疗。这些政策措施是对于全体农村的居民都受益，但是谁受益最大呢？越穷的人受益越大，200多块钱的学费对于沿海收入高的地方不是事儿，但是对于穷困的，他人均收入只有几百、一千的，200块钱就是他20%的收入，甚至是50%的现金收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对于农村这样的农民群体要解决他们的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问题。校车和免费午餐就成为目前应该急需的、尽快的拿出方案、拿出制度和政策来解决的问题。

    把公共资源投到最迫切需要的地方去，从校车工程到营养午餐，似乎都在传递着这样的讯息。29日公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写道，未来10年，稳步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新纲要把未来十年的扶贫目标，从“解决温饱”转向了“缩小差距”。1.28亿贫困人口的未来如何保障，钱能不能花到点上，除了钱之外还需要什么，这些问题都亟待回答。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机制，要能够他自我造血。在政府的支持下，政府的政策，也包括资源的倾斜下，然后做出农村综合性的社区的推广和发展来。能够不但在物质上脱贫，而且在精神上、在社会权利上能够脱贫。

    白岩松:扶贫标准的提高，一下子把贫困人口的数增加了很多，这也就意味着将来扶贫的工作难度加大了，要投入的财力、人力必然要更多。到2020年，“让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看似只有一行19个字，但实现起来真的不容易。不过人们常说，“水涨船高”，国家富了，腰包里鼓了，原本就该让更多的国民来分享才是。这其中，让日子过得还不那么容易的贫困人群更多的分享，当然是必须的。

    （编辑：朱心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