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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周刊]视点:扶贫新时代

发布时间:2011年12月03日 23:05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CNTV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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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岩松:今年以来,有两个数字的变化似乎可以让人高兴一下,一是个税起征点的调整,由之前人们猜测的3000块,最后突然变成了3500,让人们有意外之喜,工薪阶层为此受益。二是本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农民的扶贫标准一下子在2009年的基础上上涨了92%,达到了2300块钱。而之前,很多人只是以为调到1500、1600就不错了。如此大的上浮,一下子我们的贫困人口就由2000多万又变成了1亿多人,任务又变得艰巨起来。但是扶贫只是一个金钱的概念吗?如何在扶贫工作中添加更多的内容,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尊严和幸福,可能是未来扶贫工作中更大的挑战。今天的《新闻周刊》本周视点就来关注这一个新的起跑线。

    重庆市沙坪坝的余惠敏幼儿园是一所针对外来人口的民办幼儿园,他们的校车是一辆9座的长安面包车,一次能运7个孩子,司机每天要在周边的磁器口,歌乐山等地来回跑十几次。最近不段从新闻中看到各种新型校车,作为幼儿园园长的燕纯云也很想给幼儿园换一辆,不过作为一所民办幼儿园他们也无力改变。

    余惠敏宏漆幼儿园园长 燕纯云:我们也想买好点的校车,大一点的校车 没有那么多钱 资金太恼火了 买个校车大概最少也要三四十万,买三四十万我们也养不活 一年收费才多少 才几十万 买个校车,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由于目前我国的校车规定并非一个强制性的标准,同时购置使用校车的费用大多是由学校负担,这也导致校车的规格和质量难以保证。十一月二十七日本周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五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上表示,国务院已经责成有关部门迅速制订《校车安全条例》,抓紧完善校车标准,校车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多方筹集。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我们最需要校车的实际上就是两个人群,一个就是进城务工的流动儿童,流动儿童因为他父母在城市里的收入比较低,他可能很难支付起比较高的交通费用,另外一个人数更多的人群就是农村留守儿童,偏远地方,还有乡村的儿童。既没有父母的照应,然后又离学校很远。

    在储朝晖看来,校车计划应该突出重点,锁定最需要的人群,也就是贫困的农村地区和打工子弟,因为这关系到他们受教育的权利问题。本周,发生校车事故的甘肃正宁县榆林子镇小博士幼儿园已经复课两周了,不过它已经更名为榆林子镇幼儿园,成了一所公立幼儿园。由于正宁县所有的校车仍处于停运的状态,现在幼儿园都是家长自行接送。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原来是700多个幼儿,现在停运校车以后,实际上只有300多孩子可以进到这个幼儿园,而这些路远的都进不了  这样从某一种角度来说,又是以另外一种方式造成的入学机会不均等。

    虽然在事故发生后,当地一家企业就承诺捐助一辆45座的正规校车给幼儿园,但是当地教育部门对这辆校车今后的运行并不乐观,因为这辆校车的运行成对正宁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来说有些难以承受。收费贵了学生坐不起,便宜了政府又负担不了。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西部地区,很多的县财政很大一部分,有的是60%,有的70%,现在都已经用在教育上面了,你再叫他分担一块,是很困难的事。在这个时候,既然我们前面讲了要突出重点,那么就是中央采取扶贫的办法,为偏远地方、偏远的地区提供校车,这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式。

    宽甸属于辽宁的贫困山区,路窄道滑,尤其不少山村,根本不通客运线路。接送孩子上学是家长最头疼的事。虽然宽甸属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并不宽裕,但是在三年前就有政府出资购买了十二辆标准校车。为五千多名农家子弟上学提供服务。

    宽甸满族自治县教育局局长 陈祥杰:校车的管理模式是政府出资 公司运营,部门管理,政策倾斜补贴。

    在宽甸,校车的运行是一个牵涉到多个部门的系统工程,校车委托给客运公司运营,教育、交通等部门进行监管,财政每年专项补贴近200万元,保证了校车的低票价运营。

    宽甸满族自治县教育局局长 陈祥杰:每月不超过20元,家近一点的10块钱 大大减轻了家长的压力 。

    据校车司机介绍,他们的校车路线从二十多公里到五十多公里。显然,每月十元到二十元的校车费用,如果没有政府的财政补贴是不可能运行的。这对有孩子上学的贫困山区家庭来说能够减轻不小的压力。收入虽没有增加,却减少了支出。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通过校车这样一种方式,政府有更多的投入,就减少贫困家庭的支出,也 就能保障他能够更加正常的生活。让政府多承担一些责任 这对贫困地区的发展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白岩松:接二连三的校车事故也终于触动了整个国家的神经,本周人们自然会关注国家制定校车安全条例的新闻。或许校车的发展迎来了一个高峰期,但是谁又该成为最早的受益者呢?其实同样是一个问题,这一点也可以放进扶贫工作当中一起来考虑。相比起城市和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农村孩子,上学的路更艰难,出问题的概率也更高。目前很多这样的地方,由于甘肃校车事故,校车都给停了,孩子们重新回到了要走长的路上学的状态当中。或者他们不知道“扶贫”这两个字,但是上学的路不再那么长,却是他们实实在在期待的事。其实在农村,人们期待的可不仅仅是校车。

    这一周,这张为母亲擦拭眼泪的照片牵动人心。周一,安徽省卫生厅发布了涡阳县丹城镇丙肝聚集性疫情,当时56人丙肝病毒抗体呈阳性,两天后这个数字上升为76人。家长陈玉萍:他的转氨酶太高了,达到800多,正常人的是0到40,他一下子高到800多。

    陈玉萍是丹城镇老天村人,她的儿子今年只有三岁,是此次疫情中第一个被查出患丙肝的儿童,确诊日期为11月16日。随后,本村和邻村的家长们都带着孩子来医院筛查。记者:这是化验结果是吧家长:是,今天刚出来的记者:我看到这个 丙肝抗体阳性家长:如果是阴性的话就不是,现在是阳性,已经是了。

    记者:确诊了。家长:对记者:有没有转氨酶的报告家长:转氨酶这两项谷丙转氨酶360,正常人是5到40,谷草转氨酶212,正常人是8到40。都好高的解说:担心变成了现实,此次疫情感染者多为10岁以下的儿童。虽然目前没有重症病例,但是对于这些处在豫皖交界的农村家庭来说,治疗费用已经吃不消了。

    家长沈燕:他的病毒比较高,必须要打病毒干扰素,一针下来要一千多,要打48针,五六万,我们那里是农村,基本上是支出不了的。

    据安徽省卫生厅的初步调查,“丙肝阳性者均在邻省某个体诊所接受过静脉推注治疗,疫情可能是因不安全注射引起”。11月30日,卫生部专家组一行四人来到了这个村诊所。

    村医吴文义解说:乡村医生吴文义,行医四十年,因为善治儿童腹泻和感冒,被方圆几十里的村民奉为神医,每天接诊超过百人。吴文义否认了不换针头的说法。河南省卫生厅也表态说,“在调查的151名患者中,无人指认吴文义反复使用注射针头。过早把矛头指向某一家机构,这样的预设有缺陷”。

    这轮丙肝疫情罪魁祸首究竟是谁,暂无定论。但是这场牵连百人的跨省公共卫生事件,也在提醒我们乡村医疗环境的匮乏与混乱。就拿吴文义这个简陋的诊所来说,父子俩面对的是全村1600多位村民的基本医疗服务,还有为“一针灵”慕名而来的邻村邻省患者。

    红十字会项目管理部副部长周魁庆:咱们国家的农村人口非常庞大,对于基础的农村人口医疗卫生的保障,就决定了咱们国家整个医疗保障的水平。最重要一点就在服务于最基层的医务人员,也就是咱们说的乡村医生。我们了解到,实际上在很多偏远的地区,这种建国初期的一把草药、一根银针为咱们的农民朋友服务的这种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这一周,乡村医生培训福建班开班,这也是红十字基金会今年第十六期乡村医生培训班。这个始于2006年的专题培训,累计有3600多名乡村医生受益。但这个数字相比超过百万的乡村医生群体,尚不及零头。

    红十字会项目管理部副部长 周魁庆:有相当一部分的乡村医生,一个人要服务几个村,要服务到500到1000这样的人口。我们曾经去过贵州一个卫生站,到那边采访过乡村医生,他说他最远的服务村子里面,他要出一趟诊就得小半天,就是他要赶到那个地方去,早晨走到中午了他才能到地方,处理完了之后,他要回来的时候天都擦黑了。这是他服务的半径。

    根据卫生部乡村医生培训中心提供的资料,全国59.9万个行政村,平均每个村医生数为1.75人,这其中取得执业资格的不足两成只有17.9%。缺口大、水平低、待遇差、后继乏人,所有这些现状令人担忧,医疗服务也成为农村公共服务最薄弱的一环。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城乡的差距一年比一年加大,农村的问题一年比一年看着严峻。先要解决的是农村的孩子教育方面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接着特别要注意解决全体孩子的医疗的公平问题。所以现在农村最重要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我认为是人才的问题。

    白岩松:有人说,这次扶贫标准的提高,一下子贫困人群就由2000多万变成了1亿多人,面子上不好看了。但是务实才是更有面子的事,敢于面对自己的不足和短板,才是更自信、更有面子的事。更何况我们的很多不足就放在哪儿,你躲也躲不开。比如看病这件事,在农村就要比城市里更显得“看病难、看病贵”。这次丙肝事件当中,很多感染者都是留守在农村的孩子,或许在平时,父母不在身边,这些留守儿童一旦有个头疼脑热,轻点的只能忍,重了就被爷爷、奶奶带去打个“一针灵”,其实这一针并不太灵。显然,在未来的扶贫道路上,除去吃饭、穿衣,挑战还有很多。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基金会在青海乐都,还有云南寻甸在开展儿童早期发展的事业,在孕妇阶段给营养片的补助,在6-24个月的婴儿发给营养包,教给母亲必要的养育知识。小孩的低身高的比率,就是生长发育迟缓的比率大幅度下降,不仅好于贫困的农村地区,而且好于一般的农村地区,甚至可以跟城里相比。

    一个营养包里有豆粉、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成本仅7毛钱,而在青海乐都县,很多孩子却因它获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试行的“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计划”,每个孩子每年只需400元,几年来,他们的生长迟缓率明显下降,远远好于相邻地区水平。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如果说我们以一个孩子,就在贫困地区农村,营养部分原来的花费是400块钱,如果我们把这个标准提高一点,覆盖面再广一点,假定一个孩子在贫困山区,在这些贫困家庭花到1000块钱,那就足以改善、改变他的命运。

    就在新《扶贫纲要》颁布的前一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了《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项目中期评估报告》,呼吁应重视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减弱“贫困的代际传递”。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假如有1000万人,每年你拿出1000块钱来解决他的营养和早期教育,也就是说100亿这个投资,将来社会的回报将会是1000亿到1800亿/每年让他健康,让他聪明,让他将来长大成人以后,能够适应全球化和高技术的发展这样一个社会,这才是最根本的扶贫。

    在周二举行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新扶贫标准提高到2300元/年。2010年全国农村扶贫标准为1274元,以此衡量的农村贫困人口为2688万人,而现在的新标准下,扶贫对象规模将会是1.28亿人,这其中也包括那些指望着7毛钱营养包的山区孩子。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这一次通过这样标准的修正,靠近国际标准以后,看到我们国家原来还有一亿两千八百万的贫困人口,这个占我们整个国家的人口差不多是占到快10%。表面上是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但是这个中等收入的国家用平均数,把高收入者拉低的方式来平均,这本身它掩盖了我们还有这么巨大的贫困人口的问题。

    在2300元/年的新标准中,包含农民的自身收入和领取补贴款、救助金等收入,医疗保险、义务教育这样的公共服务收益并不计入其中。这也就意味着,每对农村进行多一分的公共资源投入,就可以对低收入群体进行“变相”补助,对消除贫困有着“加分”的效果。以国务院正在推行的“农村学生营养午餐计划”为例,每人每天3元钱的标准,一个月就相当于为每个贫困农村家庭补贴了60元。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政府政策有两类,一类是普惠性的,一类是瞄准性的,普惠性的就包括免除农业税,义务教育免费,也包括这次对农村学生要实行免费供餐和合作医疗。这些政策措施是对于全体农村的居民都受益,但是谁受益最大呢?越穷的人受益越大,200多块钱的学费对于沿海收入高的地方不是事儿,但是对于穷困的,他人均收入只有几百、一千的,200块钱就是他20%的收入,甚至是50%的现金收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对于农村这样的农民群体要解决他们的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问题。校车和免费午餐就成为目前应该急需的、尽快的拿出方案、拿出制度和政策来解决的问题。

    把公共资源投到最迫切需要的地方去,从校车工程到营养午餐,似乎都在传递着这样的讯息。29日公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写道,未来10年,稳步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新纲要把未来十年的扶贫目标,从“解决温饱”转向了“缩小差距”。1.28亿贫困人口的未来如何保障,钱能不能花到点上,除了钱之外还需要什么,这些问题都亟待回答。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机制,要能够他自我造血。在政府的支持下,政府的政策,也包括资源的倾斜下,然后做出农村综合性的社区的推广和发展来。能够不但在物质上脱贫,而且在精神上、在社会权利上能够脱贫。

    白岩松:扶贫标准的提高,一下子把贫困人口的数增加了很多,这也就意味着将来扶贫的工作难度加大了,要投入的财力、人力必然要更多。到2020年,“让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看似只有一行19个字,但实现起来真的不容易。不过人们常说,“水涨船高”,国家富了,腰包里鼓了,原本就该让更多的国民来分享才是。这其中,让日子过得还不那么容易的贫困人群更多的分享,当然是必须的。

    (编辑:朱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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